日前，上海代理高院院长崔亚东转正。2013年8月份“法官招嫖门”事件震动舆论，当时崔亚东因一句警告“敌对势力可能利用法官招嫖攻击我党”而引发舆论哗然，随后更“后院着火”被曝遭任职贵州时的70名原下属实名举报。但记者最近从多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处获悉，事后中央确实曾对崔亚东进行调查，但结果显示并无问题；而所谓实名举报更是因在分配福利住房不均得罪众人遭到报复所致，不但举报信若干人姓名纯属捏造，甚至联署人数量统计亦出现低级错误。
1月末，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选举崔亚东继任上海高院院长。这表明2013年8月份崔亚东初到上海所遭遇的70余人实名举报已不攻自破。记者最近透过上海方面熟知内情的人士处获悉，接到举报后，当局的确曾对崔亚东本人进行过调查，但发现并无问题。而在2014年初的上海两会前，中央已经将调查结果通报了上海的人大代表，使得崔亚东得以顺利当选。
出生于1954年的崔亚东，15岁即入伍参军，早年长期在安徽任职，官至安徽省公安厅厅长。2006年末调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曾因平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瓮安事件”而获赞。2013年4月份崔亚东调往上海代理高院院长，不想4个月之后即遭遇上海5名法官集体嫖娼的丑闻。当时正值政法系统面临口诛笔伐亟待改革的关键节点，然而媒体曝光崔亚东在事后以法官嫖娼事件给“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攻击上海的党政干部提供了可乘之机”的言论引起哗然和关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数日后的8月中旬，崔亚东被贵州省公安厅70名职工实名举报。举报内容包括对开发商进行重大利益输送、贵州省公安厅每年招待费2000多万元几年累计共达1亿多元大部分用于招待包括送给崔亚东家属及关系人、每年拿走6吨茅台酒等，一举将崔亚东推至舆论的最高峰。
然而，近期上海、贵州等多处消息来源称，此次崔亚东连遭举报的确事出有因。据贵州消息人士处了解，崔亚东当年调任贵州，自知外乡人身份所以平时十分低调小心，为表清廉甚至自请将工资待遇、家庭户籍等一起调往经济水平欠发达的贵州省。这意味着他将减少至少数万元的收入。故崔亚东一时也在当地官场颇获好感。不过，身为外乡人崔亚东还是未能处理好当地的利益关系。其中一名贵州当地的人大代表披露，当时贵州公安部门缺房，于是崔亚东为省公安厅处级以上干部建了1,400多套房，但依然无法解决“僧多粥少”的矛盾，只好优先安排机关处级官员，结果属下事业单位的处长和员工很不满，对此进行了实名申诉。此后，一位曾任记者指点下，不满者将申诉书上所按的手印复制到现在的所谓的70人联署揭发信上，而且连人数也未统计清楚，将50多人“签名”说成有70多人，随即公布于众。给当时正因上海法官集体招嫖案焦头烂额的崔亚东以狠命一击。随后中央介入调查，发现崔亚东本人并未参与分房，大大提升了其公信力，最终得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而来自上海的熟知内情的人士也对崔亚东警告敌对势力可能利用法官招嫖案抹黑攻击中共进行了澄清和辩解。据其描述，崔亚东在遭此丑闻考验时的确在上海法院系统整改会议中说过此话，但只是出于政法系统的职业习惯轻描淡写的“顺便提了一下”，并非会议的主要内容。但是此事经媒体记者“断章取义”和任意放大，加之某些对法院不正之风早就不满者，以及一些可能确实想利用这类事例给共产党和政府难堪的人的煽风点火，崔亚东被置于舆论火刑架上烧烤便可想而知了。
崔亚东此次冲破舆论围剿并得以跻身上海高院院长，仰赖于中共当局的内部调查，但个中诸多波折与秘辛却毕竟难为外人所知。崔亚东目前并非舆论焦点，但难保之后另有契机使得今日的举报再被翻出，因此中共理应学会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唯有信息公开才能免于被动应对舆论，才能真正保护良善打击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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