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央视《新闻联播》，占据了总时长一半的前两条消息----其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其二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对北京来说，此为大变局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实体之“变”，即伴随着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将被疏解； 一面是虚拟之“变”，即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诸多方面的改革，都需要信息化的助力，故而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成大势所趋。
习近平现身南锣鼓巷与民“同呼吸共命运”
首先是实体之“变”。25日，习近平雾霾天现身南锣鼓巷。虽然事后证明这是一场早已“万事俱备，只欠习总亮相”的问计民生之行，但官方媒体还是借着雾霾发挥了一把，“同呼吸共命运”的主旋律将征求城区改造意见的主题遮盖。要知道，在习近平与北京市民同呼吸之前，北京乃至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雾霾笼罩了近一个星期，雾霾随即成了实体之变的最核心要素和终极目标之一。
26日，习近平对北京发展和管理提出的新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被《21世纪经济报道》赋予“北京首都迎来城市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之重要性，其中所谓的打破“一亩三分地”，其实就是让伴读书童的河北以及一衣带水的天津成为北京的大后方。从经济角度考虑，一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如面向京津冀地区需求的经济部门，可以疏解到天津或河北。而聚焦北京的一些非官国家经济命脉的央企总部，也被认为可以适度迁出北京，尤其是期望能承受北京功能转移的天津，强烈建议将部分央企总部迁至天津余家堡。
北京之雾霾锁城不再是新闻，首都成“首堵”也成为共识，由央视出面制作的走基层之地铁系列篇，更是将北京每天早晚一次的春运盛况展现得淋漓尽致。习近平在考察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时，也提到了解决交通拥堵“城市病”的对策问题。由此观之，北京大变局中的实体之“变”，看上去是小微市场、央视以及公共机构之变，是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调整之变，实则更多的是环境、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问题倒逼之下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的首都经济圈，以及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亦或是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的示范和样板，才是众望所归。其次是虚拟之“变”。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心人事布局敲定，由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鲁炜出任办公室主任。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深改组和国安委类似，三常委牵头继续高配，重视程度可见一斑。1993年成立的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任主席；2001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升了组长级别，由国务院总理担任。这一次，直接由国家一把手担纲，实为历史性的突破。此外，该小组起自于十八大报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之表述，算得上是对报告的落实，故而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一样，前者也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开始正视加快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上，马年春节第一天，即从权威渠道获悉，高层已将互联网管理与整风运动和反腐并列为蛇年三大总结，现如今，习近平牵头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更是夯实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但是提到网络管理，民众还在天朗气清中看到了重重雾霾。从祭出互联网“七条底线”，到公安部门抓大V打击网络谣言，再到两高出台有关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自2013年8月开始的新一轮网络生态治理，可谓鲜花与唾沫齐飞，掌声与骂声同步。
习近平的收网之举，应该是有更为宏大的目标，也在《中共信息化领导小组被误读 改革深意浓厚》中有过论述，即该小组关注的是中国未来整体发展中信息化的战略与具体工作部署，包括信息安全、工业产业信息化、国家治理信息化、全球化意义上的信息战、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政治意义与影响，甚至涉及在教育、医疗、社会管理、公共安全领域里信息化的利用与发展等。此宏大战略与民间舆论场略显狭隘的舆论收紧或放松显然不再同一个重量级上。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习近平此言不是危言耸听。2011年12月，继CSDN、天涯社区用户数据泄露后，在用户数据最为重要的电商领域，也不断传出存在漏洞、用户泄露的消息：支付宝用户大量泄露，被用于网络营销，泄露总量达1,500万～2,500万之多。2012年曝出的美国“斯诺登案”再次证明，网络安全已成为保证国家信息安全，乃至于保证国防安全、保证国家政体安全的大事。曾引发31省市宣传部长谈感想、表决心的“8?19”，除了宣誓将意识形态当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亮剑”到底外，将新媒体的时代的网络管理当做意识形态之役的重中之重来抓，也频频出现在各地的精神传达会议中。《环球时报》刊发的方兴东之文《中国网络强国之路就此起步》，将2013年定为中国网络空间战略觉醒与启蒙之年，将2014年定为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的开局之年，寄望之高溢于言表。
针对北京面临的虚拟之“变”，民间舆论场的左右两派代表们给出了不同的见地。左派如屡被“黑”且乐于“自黑”的司马南，右派如不断挑战权威且越战越勇的北大教授贺卫方，前者一边捧收网之举一边不忘揶揄大V----尽管有“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的旧说法，但大鱼们自如漏网很难。最近某些大V就很反常，从网络入手抓国家安全，十八大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收网切入点深得民心，多年经久不愈的牛皮癣神经性皮炎一样的网络乱象，人们早都看不惯了。中国互联网，威武新起点。后者则不明觉厉，质问各种名目繁多的“领导小组”纷纷成立，且由一把手担任组长以示重视，领导小组前冠以中央的名义，那究竟是党组织，还是政府机关，抑或是两者合一？至少它们容易导致既有政治机构职能的空心化，党政合一，还有在人大无从监督政党的体制下，让实际的行政行为脱离人大监督。
其实贺卫方的担忧不无道理，却也忽略了中国政治圈长期以来“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两相背离的现实境况。所以，最后那句“让实际的行政行为脱离人大监督”，便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效率低下”的民主政治体制提出质疑：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如果这一论述的主体变为中国，是否可以如是推断：“效率奇高”的中国政体，让最高权力集中于习近平一人变得合情合理，密室政治和小组治国也远比掉入陷阱的民主要好得多，当下的乌克兰治理困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但这种推断极有可能只是少数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带着问号追问民主政治体制的弗朗西斯?福山，也有过让中国义愤填膺，且一度成为国防大学内部宣传片《较量无声》中头号案犯的经历，引爆点正是他的《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且静待习近平收网的后续作为，以及北京大变局将带给中国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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