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27日，中共中央安全和信息化小组正式成立并对外公布，未出外界所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任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可见，该小组的成立有整顿网络舆论环境的用意。事实上，这已不是本届决策层首次作出此类表态和行动。在2013年有关部门高调反宪政整肃网络舆论，以及2014年后兴起的扫黄、打黑，均可视为其对中国社会生态尤其是社会舆论的整顿行动。
分析人士指出，腐败、“四风”已是深入骨髓的官场生态，中国社会亦早已受其感染，而且“普世派”价值观和暴戾之气激荡其中，固然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是操之过急却也会对执政者和社会安全均构成挑战。进行社会生态整顿确有其必要性。其实，已落马的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所称的培养“精气神”及其“唱红打黑”，也是立意于此，但是现实已经证明，从毛泽东和“文革”取经的薄熙来式做法已经“逆潮流而亡”。对于决策者而言，除了吸取此一教训，亦需认识到，思想意识是现实的反映，改善社会生态、消解意识对抗的关键更在于能否在制度层面通过改革解决其产生的根源问题。
高配置小组备战新一轮网络整顿
新成立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延续了中央深改组的高配置模式，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一把手，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主持政府系统的李克强与负责党务和意识形态的刘云山同任小组副组长。这一人事安排无疑明确传递出中共高层对该小组的重视程度，并且不排除该小组将在某种程度上兼容或包揽先前某些党政组织机关的职能。其在中国未来改革中将要扮演的角色也因之吃重。
该小组组长习近平在首次会议中树立雄伟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其条件之一就是要“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讲话赋予了该小组在社会舆论和网络环境中所对应的职能。同时，不久前被官媒隆重推出的面向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在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了由头。可以认为，此核心价值观的出台是为该小组的成立作了铺垫，也成为了小组工作的指导方针和目标。
自2013年4月起，中共官方媒体和体制内人士掀起一场反宪政反普世的行动，宣传与政法系统随即跟进，展开了一场网络整肃高潮。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批判，对许志永和王功权的逮捕自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而逮捕薛蛮子因嫖娼，对诽谤谣言转发500次以上获刑的立法，大规模的删贴、禁言、删号，确实也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是对社会生态尤其是网络舆论的整顿。有熟知中国政情的观察人士指出，自毛泽东死后，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地位和参考意义呈现不断下降和减弱的趋势。而在邓小平去世后，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中国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并逐渐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时可以随时祭出的工具。只是对于许多体制内顽固势力和脱离时代的党媒官媒来说，意识形态其本身才是一个问题。因此，2013年的反宪政和网络整肃行动表面看起来像是一次意识形态高举，实际上却是一次社会治理轻放。那么，对社会的治理和整顿是否必要？如果必要又该如何治理？
整肃腐败“四风” 剑指恐怖袭击
中国各界均不否认，官场的腐败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四风”形势已经极为严峻。中共高层更是将其提升到“致命伤害”和“亡党亡国”的高度，并且剑及屦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持续至今的官场反腐和整风运动。
但是，腐败和“四风”是否为官场所独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这些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或者说是中国特色。
有受贿之人岂无行贿之人？医生、记者、教师是不是也已经将红包视为重要的薪资来源？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各企事业单位不也是存在种种潜规则？吃喝、请客、结婚不也是大操大办？这些都是与官场相伴相生的现象，由于政治和权力在各方面的主导性地位，政治领域以外的腐败和四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官场感染、蔓延和疯长起来的。
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后民众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和解放的背景下，长期位于弱势地位受到特权排挤压制的底层民众也较为普遍地萌发出抵制和反抗情绪，之后又呈现出一种与官方相对立对抗的立场和价值观。之前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和自杀式社会报复行为的出现，都是这种情境下的极端却又合情合理的反应。当然，也不排除所谓“西方敌对势力”的某种煽风点火行为。不过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现实层面的诸多问题，煽风点火者又岂能做出无米之炊？
这种社会生态加上斯诺登事件以及态势日益逼近的恐怖袭击事件，也迫使执政者不得不严阵以待，作出及时应变已经刻不容缓。继2013年社会整顿之后，2014年伊始，中共即直捣东莞扫黄，稍后将其扩展至全国；尚未稍歇，一轮打黑行动又自四川、湖北、山西兴起；同样是在舆论为东莞扫黄是否争论不止之际，中央出手隆重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后就是此次中央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的成立。同官场反腐整风一样，观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整顿社会生态的动作和效果。而在该小组成立之后，其对该方面的动作也将因之得以延续。整顿社会生态需吸取薄熙来教训
需要指出的是，已落马的重庆市原市长书记薄熙来也曾对此有所着手，而且其动作也颇具声势。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曾在不同的场合作出“培养精气神”的表态，其手法主要有两个：“唱红”和“打黑”。唱红确是弘扬主旋律之举，打黑则意在消除负能量。在薄熙来治下，许多观者都发出重庆社会风气转好，安全感高的感叹。但是在光鲜的唱红背后却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回潮，阶级斗争思维重现；亮丽的打黑背后却是对私营企业主、媒体和法律界人士以及普通人权利的践踏和人身的迫害。
可以认为，薄熙来与习近平都认识到中国社会生态同官场生态一样存在问题，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图解决。但是薄的做法是向后看，采用的是“文革式”的直接、简单的手法，缺乏对个体、对权利、对法治的尊重，一系列为人诟病的乱象的出现实难避免。而前文所提的行动则可归为习近平的做法，虽然也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认可者占大多数，因为中国官场和社会生态确实同时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改观。
有分析人士认为，现下中国社会生态固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共作为执政者的治理确有其必要性，但亦需吸取薄熙来的前车之鉴，更要认识到，社会舆论毕竟是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是现实的反映和折射。也正如习近平所说，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执政者的责任、改善社会舆论生态的关键在于解决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体制层面的问题，而非简单地对民众的思想进行干预。另外，从建设文化强国的角度来说，也需给予中国社会舆论更多的自由和宽容，为此也需要进行某种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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