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称深改组）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称国安委）成立之后，中共再次成立第三个“超级”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从官方表达来看，这个机构成立的核心目的，是将中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信息化强国”，超越产业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管理、舆论管控等单独领域，全方位“出击”，配合深化改革，以体现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梦的大思路。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深改组、国安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三个“超级”机构共同呈现改革顶层设计明显，涵盖党政军等一体的超级机构；习近平个人特色显著，习式干部负责运行；中央直通地方，权力高度集中这三大特点。
顶层设计的必然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及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担任副组长。诸多政治局委员位列两排，涉及的部门与机构也能织成一张大网。由此可以判断，国务院系统、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安全的安全战略规划，将是这个小组所着重关注的三个主要层面。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再度亲自担任该小组组长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对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使命，仅仅从政府、意识形态或是国家安全层面来谈论还是过于表面，这从习近平在主持该小组会上的表态可以看出。当时他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民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把中国建设成“网络强国”。通过这句话可以发现，国家发展、人民工作生活是其中的核心词。
媒体在解读习近平强调的建设“网络强国”时，通常直白地认为中国要在网络建设上实现突破……对此有声音回应，这种提法本身或许并不科学，似乎带有“通讯阶段”的色彩，颇显落后。以手机为例，如果今天还称呼手机为“电话”，就显得落后，不科学，因为这种概念是“诺基亚”、“摩托罗拉”时代的产物。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手机更多地体现出“智能终端”的特点，是“苹果”、“三星”的年代。因此，除了“网络强国”，还应该加上中国欲进行“信息化强国”，建设“数字国家”。
从局势预判，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的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出于对中国“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的考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之解读为“第五个现代化”。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一直以来被中共当作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准和目标。而“第五个现代化”就是要借助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让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和优化，最后对生产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善进步。邓小平曾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如何实现这第五个现代化，代表着今天评判科技水平重要指标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未来智能化的转化就被中共高层认为是“题中之义”，当然这也是符合这个时代科技发展潮流的，是中华文明进入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必需条件。这里所说的“信息化”，并非仅仅是指信息产业、网络通讯方面，而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议题，涵盖国防、外交、商业、文化、教育、网络安全等各个方面。对中国国民的切实感受来说，则是要达到“教育信息化、信息化教育”，“生活数字化、数字化生活”，以及企业的信息化、商务的电子化、社会管理的信息化等诸多目的。这才是为何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与深改组、国安委并列，跻身三大核心决策机构并由习近平亲自执掌的关键原因。
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出发，再对深改组、国安委这两个机构进行综合考量，就能够看出习近平更多的改革思路。对于中共任何举措的政治观察，都离不开“追根溯源”的探究，如机构成立的“原点”在何处，推动者的动机与目的又为哪般，此番三大机构的成立亦不例外。一言概之，深改组、国安委都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之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亦是该会议改革精神的延续。在这次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具有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共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召与承诺，在此之下一系列被认为将改变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举措推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深改组”与“国安委”的成立。据了解，成立深改组是在“党建”内容里出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而成立国安委则是在“社会治理”内容中的“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来高度概括国安委的基本使命。
三大机构所体现出的强烈的顶层设计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源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因为这三个机构人事上的高配置以及任务使命上的大量横向交叉，若无高层协调一致的顶层设计，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习式高官掌管中枢
这三个机构的人事高配已无需赘言，在消息出来的第一时间外界都为他们的高配置所惊叹。
此高配置的人员名单意味着，在中国国内改革领域，“深改组”都将占有最重要的话语权。而国安委则是由三大权力机构“一把手”牵头组成，仅仅从人事配置上来看，“深改组”与“国安委”将是并驾齐驱，分管改革与国家安全领域。根据三中全会《决定》，相信深改组、国安委、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将囊括外交、国防、商务、公安、国安、军队、发改、财政、工信、文化、宣传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等多个部门，综合处理对内改革、对外安全等课题。正式基于以上原因，可以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对于这三个超级机构的成立，极为重视。从另一个角度讲，今后可以从习近平兼任的各个改革小组组长，就会清晰地明白中国改革的核心与硬骨头在哪儿。关键之举自需关键之人执行。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人员配置，可以看出习在这种超级机构的人员配置与选择上的一贯特点。正如中共首次公开深改组与国安委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的电视画面一样，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的电视画面上，李克强和刘云山分别在习近平的左侧、右侧就座。而在圆形会议桌内圈就座的，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等。因深谙网络管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已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一职。
通过这三个超级机构第一次露面的画面对比可以发现，最高设置都是一正两副（甚至三副）；习近平挑头，李克强担任三个超级机构副职，另有常委也担任副职；三个机构人员构成都是以政治局委员为核心，相应部门一把手和主要副手为其成员；军方在三个机构中都有要员出任；目前都是党政军一体化的机构，但核心强调的是党的机构。
从更具体的职位分析，负责这三个小组日常具体任务执行的办公室主任一职，更是深刻地体现出习的“因才而用”和乐用与自己脾性、性格相近的“习式干部”特点。
从目前情况来看，王沪宁担任深改组办公室主任一职不会让外界意外，这主要源于这位“改革智囊”在理论上的巨大优势和政治上的稳固根基。
这位政治局委员是曾经辅佐过江、胡两代领导人的学者型官员，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作风。不仅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论述，更是继邓力群之后第二位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职务高官的案例。此外，改革如“破冰”，更需实际操作者来动脑子，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不断创新，因此选择王沪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此前曾有传言称他将不再受到习近平重视，不过通过这项职位任命可以看出习对于王沪宁的理论方面的长处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没有因为他曾是江或者胡的智囊而“抛弃”，也足见习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度。
获得的多个消息源指出，国安委的办公室会称作为秘书处，而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将是这个秘书处的负责人。此前曾有消息说，可能由孟建柱担任。分析家认为，尽管孟也是习的干将，但不便于协调军队，如此全方位的协调还是“大内总管”栗战书更为合适。这位与习一起仕途起步于河北的官员，用近30年的时间在党、政、团全方位历练，堪称中共官员的“样板”。栗战书能够兼任国安委这样一个协调各方的职位，很重要一个原因国安委是一个需要战略思考与行动协调的部门，而栗战书的省委书记经验所带来的对宏观战略层面的认识，将极大帮助他在国安委中的工作。其次，栗一年半的中办工作主持，已经熟悉了协调各个要害部门，对整个中共的正常运行与决策流程了然于胸，也能够帮助习近平从中周转，协调各个部门。其现任政治局委员、不隶属某个部门，政治上“绝对可靠”，能够“压得住场面”，而且其低调、务实的风格等等，都说明栗是最符合这个位置以及习近平本人的要求。更何况，栗战书本身就被习近平认为是身边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一职，由现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兼任。虽然相较王与栗，鲁炜的年龄和资历尚浅，但这位草根出身的60后正部级年轻干部，具备了相当的阅历，并以其很强的执行力获得了习近平的充分认可。尤其对于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这个很是敏感的机构来说，需要一个懂舆论、懂网络的官员来协调运行。鲁炜自上任网络办之后，强调柔性管网、底线思维，而底线思维是习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过的。鲁炜所倡导的“七条底线”是网络管理方式由“堵”到“疏”的转变，也是网络舆论生态的改革点与转折点，这种思考问题有弹性又长于执行的高级干部，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的推进无疑是相当有建设性的。盘点中共党内官员，难找到一个经验与认识并重的合适人选。选择鲁这样一个能从舆论角度思考问题并能不断扩展认识的官员，也算得上明正言顺，恰如其分。但主管网络领域本身就是烫手山芋，现在他又担任了这么一个超级机构的“协调人”，对于鲁本人来说，想必如同在火炉中灼烧一样。
无论是有“中南海第一智囊”之称的王沪宁，还是与习关系匪浅的栗战书以及年轻官员鲁炜，他们每个人除了各自“术业专攻”的一面外，共同具有的特点就是性格上的低调和工作上的务实。这种品格特性也曾在十八大前的习近平身上有所体现，因此可以看出习在任用自己身边官员时的选择倾向。
习近平的自我“绑架”
在今天中国政局之上，一方面是习亲自发起的群众路线和反腐等运动，已经对国内官场产生“震慑”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担任了三大“超级”机构的总负责人之职，这使得他在衡量政治能量的组织结构、人事、权威各个方面达到了一个顶峰，这是他的前几任都不曾达到的高度，而今天距离习近平上任仅仅一年有余。
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有批评者认为中央过度集权，习过于“大权独揽”，担心没有约束的权力将会产生更大的破坏。
但同时亦有观点将其称为“政出一门”，这将一改之前政府自上而下的“九龙治水”局面。中央集权并不意味着体制的倒退，梳理历史，中国改革之时大都伴随着权力集中的加强。秦国商鞅变法，脱古改制，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雏形，为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隋朝隋文帝又一次依靠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政府分权制度和公务员选拔制度的雏形。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如此手握重权，并不是因为他需要集权，而是因为习需要推动深层次的改革，而接下来的深层次改革会触及到现有的核心利益格局，打破这些利益格局必须要有强势的拳头。正如习近平本人在2013年10月7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演讲时所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中共这个执政党和整个国家的首脑，习成为改革顶层设计机构的总负责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习近平自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围绕他身边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革”，他也一步步的把自己“绑架”到改革之中，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释放出改革的诸多目标与步骤，以及兼任这三个超级机构的首脑，他把自己越绑越紧。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历史上的政治评价都已经与改革的成败直接挂钩，习近平对改革的担当已毫无疑问。
一帆风顺的改革算不上真正的改革，守业之路远比创业艰难。对习近平而言他不仅要守业，更要继续开拓事业。中共的改革之路上还是充满了艰难和阻碍。例如困扰中共已久的“九龙治水”难破、改革难成合力局面；例如上下政令不畅，政策易遭地方政府“曲解”，歪嘴和尚念错经情况，都不是仅仅成立三个小组所能解决的，更需魄力和自信来贯彻。
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为例，有媒体称，外界往往认为中国的网络安全政策是中心驱动的战略行为，但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却是碎片化的，至少有6个不同的部门----公安部、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安全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解放军都在制定网络安全政策。此前，在政府层面，中国曾存在过一个“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担任组长，但这个小组甚至多年没有召开过一个会议，因为打破不了利益藩篱。据悉，在三网融合等领域，国家在信息化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和资源，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个信息化领导小组并没有形成合力，反而形成了一个政策相互掣肘，各个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互相争斗的局面，各项工作自然难以开展。对整个国家的网络安全推动几乎没有起到作用。
新领导小组的成立，或许意味着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对峙将得以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得以贯彻。不过，如何能够形成具体可见的机制，达成言传心会的默契，能否以“亮剑”的态度展现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不再重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覆辙，仍然考验着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协调，不是口头能完成的，必然要统筹人力、资源、机构。而机构统筹无异于割别人身上的肉。不动机构、不动人，就是“一壶难喝的酒”。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