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1897—1946），字雨农，原名戴春风，浙江衢州市江山县保安乡人，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黄埔军校第六期。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因得到蒋介石信任，长期从事特务与间谍工作，负责国民政府情报机关，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暗杀许多中共党员。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追任为陆军少将。蒋介石迁台后曾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足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图为戴笠与蒋介石。
戴笠死后，原来的特务机构发生剧变，3月28日蒋介石缩编戴笠原于中国各地布置的特务处，由原本的2万人缩编剩几百人，为蒋介石所指挥，但戴死后，特务缩编与内部权力斗争，使得中华民国政府的情治单位薄弱，而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单位强势。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余万人员，因不再协助盟军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战时受戴笠影响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引发了一轮的权力变更。而军事方面，因戴笠把“耳目”派遣到前线战斗单位，在军中素有积怨。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图为戴笠将军葬礼。
戴笠将军葬礼。
戴笠将军葬礼。
戴笠将军葬礼。
戴笠将军葬礼。
“戴雨农将军殉难处”残碑。石碑上，“中华”、“戴雨”等字已经被人为砸掉，剩下的“农将军殉难处”等字也被人为破坏。
戴笠亲属在墓碑前留念。
戴笠故居位于浙江省江山市保安乡。初进戴笠故居，即可见到一个大堂，通常人们习惯称作正厅。正厅名“树德堂”，堂名为戴笠亲笔所题，字迹还算工整遒劲。
戴笠故居围墙。
戴笠故居厅堂。
戴笠故居内景。
戴笠故居内景。
戴笠生前与母亲合影。
蒋介石与戴笠遗孀以及后代合影。
由于戴笠与共产党的对立关系，共产党内对他的历史评价曾一度极低，称其为“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特工王戴笠”；又有说法指周恩来曾表示：“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肯定其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但大陆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大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亦由于可引用的史料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较少。美国《生活》杂志为戴笠拍的特写。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图为西安事变之后，戴笠陪同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
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图为戴笠在西安事变中立下的“遗嘱”：来此殉难，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图为戴笠与杜月笙（中）等人合影。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中“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图为抗战期间，戴笠（左一）陪同蒋介石等检阅重庆特警班。
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图为抗战期间，戴笠陪同蒋介石等检阅重庆特警班。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图为抗战期间，戴笠陪同蒋介石等检阅重庆特警班。
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图为戴笠陪同蒋介石检阅重庆特警班。
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图为戴笠（前排中间）与忠义救国军团长以上军人合影。
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5年，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图为中美合作所的两个灵魂人物：戴笠与梅乐斯。
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图为戴笠与美方代表梅乐斯签署中美合作所协议。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图为戴笠与梅乐斯等人与戴笠母亲合影。
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图为国民政府34周年国庆，戴笠在上海举行酒会招待中美人员。
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图为戴笠在贵阳与中美合作所官员合影。
时隔60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作出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图为抗战期间，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陪同戴笠与梅乐斯视察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人员。
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病态、残忍又卑怯的。如果说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可传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样可以不中断地传几代人，但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图为戴笠与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合影。
戴笠与梅乐斯中将。
戴笠与箫勃以及美军战略局局长邓诺文合影。
戴笠与美方派驻中美合作所训练人员以及忠义救国军高级干部合影。
抗战时期，戴笠在忠义救国军基地招待美国盟军。
戴笠在庭院内小憩留影。
戴笠年轻时照片。
戴笠戎装照。
戴笠出席活动的照片。
戴笠画像。
戴笠对这幅照片情有独钟，曾签名后赠与多人。
戴笠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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