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在重庆考察时对当地“棒棒”（人力挑夫）大加褒奖。他用“棒棒精神”来礼赞这些手持“竹棒”或者“扁担”在大街小巷揽活的劳动农民。在李克强看来，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正是“棒棒”们的精髓所在。然而，这种精神绝不应只“蜗居”在中国农民身上。
没有去过重庆或没见过“棒棒”，根本无法感知职业的特殊。但读过中国作家冯骥才散文《挑山工》，外界应该可以窥探出“棒棒”们的雨淋日炙。在与李克强聊天的“棒棒”中，有一位已是花甲之年。这个年龄，本应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但家庭的“责任”，使得他必须挑起这幅“担子”。面对这种韧性和耐劳，李克强用了“棒棒精神”来称道。
“棒棒精神”是赞扬中国农民，但中共更应懂得对号入座
在中国社会学范畴中，但凡“人”或“事”能够与“精神”二字沾边，便是毋庸置疑的“高大上”。“雷锋精神”是这样，“革命精神”、“五四精神”也是这样。李克强用“棒棒精神”来赞许重庆“棒棒”，本身就反应了他们工作中的确有着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意志。何况，中国农民的确从不缺少熠熠生辉的秉性。“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赞的是农民的艰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褒的是农民的勤劳；“肩挑日月，手转乾坤”，唱的是农民的伟大。但如果将“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等都视作农民的“专利”，说小了是好逸恶劳的自私自利，说大了则是对文明进步的无情棒杀。其实，中共亟需的何尝不正是这种精神。
当前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骤然凸现，中共正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惑。而一些地方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思想腐化、拈轻怕重、互相扯皮、漠视民意，从而引爆了一些社会管理问题大讨论或群众性事件。
近期温州苍南爆发的城管打人事件，无疑是中国社会矛盾的缩影。“中国城管”，在短短几年内成了一些中国人眼中的“牛鬼蛇神”。每次城管引爆舆论后，地方政府大都以“合同工”、“临时工”为由“结案”。这些案件中，不排除一些真的是“合同工”或“临时工”肇事，但快餐文化下的民众不会细究深究这些，他们更愿相信，这是政府的推诿扯皮。不过话说回来，为何屡次“犯案”的都是临时工，地方政府却并没悬崖勒马，反思症结，任由这种恶性事件在中国一茬接一茬疯长。说到底，一些地方政府的确难逃失职之责。
除了城管问题，中共地方政府工作也备受民间诟病。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很多与基层政府打交道人的共识，而冷眼相待、相互推诿、无故刁难的经历，则让身为“主人”的每位民众寒意侵骨。2013年大陆央视曝光称，河北小伙为办护照返乡6次，但跑了大半年愣是没办成。消息一经披露，一度引发群情愤慨。一时间，互诉衷肠、争相吐槽的帖子评论几乎“占领”整个互联网。
古语有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中国公众自古就尊崇这一精神。但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却正成为“空头承诺”的始作俑者。倡导农民种植作物承诺企业收购，到头来却没了下文；立下治污“军令状”，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本该作为民众表率的政府，如今却玩起“狼来了”游戏，大失民心那是必然。
正是这种“玩忽职守”，造就了近年中共公信力的缺失，也让中共一党执政合理性受到多方鞭挞。那么如何修复官民互信，让中共更科学与社会现实衔接，则是当务之急。
对于中共自身的问题，中共在建党初期便注意借“整风”加以改正。1942毛泽东曾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凝聚了中共思想，提高了战斗力。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也先后发起两轮整风运动。在2013年整风运动中，他提出政府官员们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整顿中共工作作风。2014年习近平掀起的整风运动，更是深入基层，涉及单位和人员数量更大，力争做到“不留死角”。
李克强在重庆称赞“棒棒”时指出，中国发展需要负重前行、爬坡越坎、敢于担当、不负重托的“棒棒精神”。虽然李克强的矛头并未直指中共工作作风，但中共各级部门绝不能当自己是“外人”，恰恰这个时候最应懂得“对号入座“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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