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首长

因提出“一人一票、万劫不复”之论而成为舆情阻击对象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曾公开荐书《二号首长》，现如今在专职秘书清洗潮中显得颇有先见之明。在这部官场小说，领导身边的秘书被描述得神乎其神，坐拥隐性权力，周旋于政商之间。作为最贴近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群体，加上耳濡目染的历练，对他们赢得仕途的长跑大有裨益。

随着周永康昔日秘书帮集体沦陷，假借以领导威权狐假虎威的“二号首长”们的好日子走到了尽头。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 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习要求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28日，《新京报》跟进《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报道，并获得人民网推荐。

为何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按照京报的解释，一些秘书疑成贪腐掮客。所谓掮客，就是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为什么要找领导的秘书充当掮客呢？毫无疑问，是领导手中有权，或可买，或可租。如果秘书真的成为了掮客，那么意味着其背后的权力失控了，秘书不过牵线搭桥而已。如果只是因为担心秘书成为“掮客”而取消专职秘书，那说明领导对自己能否抗拒腐蚀不自信。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于秘书，而在于秘书背后领导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

至于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看上去是“新政新气象”，却也充其量只能算是回归到正常档位。此处的“多地”，包含曲阜、四川、赤峰、云南、广西、河北平山、安徽等。曲阜之谓----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四川之谓----规定市县领导不配专职秘书，2003年半年内取消专职秘书近2,000名；赤峰之谓----红山区取消区内11个县处级党政领导的专职秘书……凡此种种，看似为官场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实则不过是在循着2013年6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的“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谓“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亦步亦趋。

新华网29日送上的“图解领导人专职秘书”，更为详尽地解释了为何二号首长 “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的内在逻辑。首先，秘书是如何配备的？早在1980年中办即下发《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其次是挑选秘书的标准？暂行规定提出的要求一箩筐，包括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社会关系单纯、政治上绝对可靠、作风正派等等；到了1986年的进阶版，要求也随之微调，专职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也可自行推荐，不过所荐之人不能是亲属、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不行。其三是领导秘书的权责？送阅文件、 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传达领导的意见、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和批示等。其四是习近平谈秘书工作“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不自以为是。

如同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有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一样，红头文件中对专职秘书的规定也同样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备了专职秘书，正省部级的分界线名存实亡；地方层面秘书人选大多由领导自己挑选，领导看上谁，就选谁，任人唯亲早已是畅行无阻的潜规则，权威统计结果更是力透纸背，95%地方领导违规配秘书；至于专职秘书的权责，还得从其腐败的多种方式入手，前车之鉴车载斗量，如操弄人事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安排领导与第三方见面的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秘书王传东、为领导“排忧”的成克杰秘书周宁邦、私支款项的王宝森秘书闫振利。

眼看着专职秘书成为腐败高发群体，旋即有人建言“一刀切”取消秘书，以彻底斩断领导贪腐的链条。《环球时报》29日社评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因为“减少”并不等同于“取消”。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把秘书从“官”还原成“职”，首先取消围绕秘书这些年形成的隐性权力，重新确立秘书服务功能的本来面目。无论多高领导的专职秘书，其“专职”的各种色彩和涵义都应淡化。其次，中国须通过摸索，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促进官员廉洁奉公的秘书工作机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秘书工作机制极有可能在花样繁多的对策中沦为一纸空文，胡锡进的提议也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梦。老徐时评即简短附议，“秘书现象是中国政坛的一朵奇葩”。如若进一步咬文嚼字、寻根溯源，更是不得不感叹汉语之博大精深。公开资料显示，“秘书”一词产生时间颇早，汉代就有，不过最早的意思是“秘密机要的书籍文件”或“宫禁秘藏之书”，后来转指掌管图书与秘要文书的人，成为官名，叫“秘书郎”、“秘书丞”。现代意义上的新型秘书，进入民国才逐渐成型。但不管如何变化，“秘书”始终以其与上级的关系和对“秘密机要”的掌握而有种“神秘”的力量。

这股“神秘”的力量，在周永康案剪裙边过程中被拿下的四名秘书身上得以最大程度展现。对领导而言，秘书可以成为左右手、家奴、白手套，也可以成为掘墓人；对担任高官秘书的人而言，“主子”可以成为仕途引路人，也可以成为仕途终结者。如同《纸牌屋》中担任党鞭角色的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对误入歧途的议员和意欲套取信息的记者许下的“安全承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后两者被任意摆布的前提是，都主动或被动地受用着狼狈为奸的妙处。两者的合谋越多，也就意味着安全承诺实现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合谋也是处于弱势的秘书掌握主子把柄的最好时机。

《纸牌屋》主角弗朗西斯•安德伍德接受媒体采访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专权太监的贪腐、挟天子以令诸侯所制造出的政局与社会大动荡比比皆是。虽然专职秘书很难力主沉浮，但好比骆驼身上的一只只小蚂蚁，谁能保证经过长时间的叮咬骆驼不会空余一副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