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极大地推动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使各国面对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趋近。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视野下，东亚各国治理能力的差距已经渐渐拉开，该文称中国治理能力有着历史性回归，现在以具备高治理能力。
旅法学者，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5月8日在观察者网站刊文称，全球化在极大地推动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使各国面对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趋近，信息全球化则使各国的大小事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曝光（虽然仍有不少隐情）。因此，全球化历史性地提供了一个比较不同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的平台，而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下正是检验制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文章认为东亚各国治理能力的差距已经渐渐拉开，2014年虽然尚未过半，但一起接一起的悲剧和闹剧却一再令世界震撼和啼笑皆非。从马航一架号称最先进、最安全、载有数百名乘客的民航飞机在无所不在的高科技监控下人间蒸发。到令世界倍感荒唐的则是越南：其总理以无力承办为由郑重宣布放弃2019年亚运会的主办权。越南政府此前显然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和真正实力，以至于付出巨大成本赢得举办权，最终却又不得不放弃，名声扫地。
如果说越南只是闹剧，韩国上演的则是又一场惨烈的悲剧。一艘载有4百多人----度假的高中生为主----的游轮，在近海发生事故后两小时沉没，仅一百余人获救，如果说一向以安全著称的马航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离奇的失联事件缺乏经验，那么一向号称第三世界中少有的成功晋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却一再发生类似惨剧，就更令人深思。
就在沉船事故一个多月前，即2月17日，庆州海洋度假村体育馆倒塌，造成100多人死伤。2012年9月，一座在建跨江大桥垮塌，2人死亡。发生在1994年韩国汉城圣水大桥垮塌事件更造成32人死亡的悲剧。1995年：汉城一家建造成本低廉的百货商场倒塌，导致500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多是责任事故，多有“制度因素”。
该文称中国治理能力有着历史性回归，当然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还是应该放到更长的历史时间尺度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日两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经济都遇到瓶颈和巨大的困难。结果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跨过一道道难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按购买力评价，2014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文章以日本为例，其经济长期陷入停滞之中，一直无力走出困境。2012年，二度成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胆而又冒险的经济刺激政策，号称日本的“量化宽松”。结果到现在，经济增长依然乏力，而且尽管日元针对美元贬值20%，日本却迎来了历史是前所未有的、高达11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文章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为例，在对比中阐述了一个五千年间不中断而且能再复兴的中华文明。其中奥匈帝国早已经土崩瓦解成为历史。英帝国也在二战终结，到今天更面临几个月后（9月份）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虽然未必进一步解体，但其窘迫也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英国拥有世界第三大经常账号赤字称号。法国和意大利则仍在经济危机中挣扎----这两国的第一大财政支出不是教育，不是福利，也不是军事而是债务利息。经济上只有德国一枝独秀，除了勇于改革之外，也与中国的拉动密切相关(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占欧盟对中国出口的一半)。但由于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已经丧失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国家地位。
昔日纵横世界的英法德三强，到今天全部加起来都赶不上中国的经济总量。
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展现了强大的治理能力。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就以高质量的治理能力著称于世。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史上唯一一个五千年间不中断而且能够再度复兴的文明。
该文认为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注重现世、世俗性的文明。整个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到如何应对现实存在的挑战。反观西方，大量的资源被耗费到难以证实或证伪的宗教事务中。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牛顿，其一生却写作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宗教学著述，他亦尝试去寻找《圣经》中隐藏的消息----当然不会成功。牛顿还试图从《圣经》中提取出科学的信息，并估计，世界将不会在2060年前终结。他还坚持认为，由于不稳定性的累积和缓慢增长，必须有神的不断干预来改良宇宙这个系统。这和万有引力的伟大发明相对比是多么大的讽刺。
文章表示，正是宗教的影响，西方才有上千年停滞的黑暗中世纪。至于从未间断过的宗教战争，更给西方带来严重的灾难。十六世纪法国发生八次宗教战争，血流成河。
近代之前，在世界各文明眼中，中国的制度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结”。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原因固然很多，但和西方近代产生的“票决民主”制度相比，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无法从全国选拔最高领导人；二是即使领导人不胜任，也无法定期进行更换。
随后无论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还是1949年的共产革命，都未能找到解决之道。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历经一百多年。而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也再度重新起飞，这绝对不是巧合。虽然中国某些群体对今天中国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变革是多么的珍贵和不易。
文章认为今天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族一姓，而是长期历练基础上的全国性选拔，同时加以任期的限制。从实践来看，确实优于西方这种定期选举、空降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中国体制目前的优势在于：第一领导人产生的社会成本低，不需要进行全国性动员，也避免了领导人产生过程中对民粹的迎合。另外由于是一党执政，不会像西方一样因党派因素排斥人才的使用，避免人才浪费。
第二可以避免选出平庸的领导人。中国的逻辑是做得好，才会被进一步选拔，而西方则是不管做得好不好，先选上来再说，干得不好，再选下去而已。
第三则是继续保持了传统上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在面对资本和大众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仍然能够有效的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
最后一点，则是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持续三十多年，并不因领导人的定期更替而“人变政息”。反观西方，政党或者领导人的更替，往往导致国内、国外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调整。
应该承认，历史的惯性是十分强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西方依然占有话语权，也依然试图用它的话语权来定义、解读甚至否定中国。但事实是更有说服力的，当中国的表现一而再地优于西方时，量变达成质变，话语主导权终将易手。以现在的大势来看，这一天或许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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