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2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发生的爆炸案，现已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案发后，中国公安部官方网站曾发布该暴恐案件的相关信息，不过，相关消息很快被删除链接也失效。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各大门户网站在页面布局上也延续了一贯的策略，即避免过度呈现将社会恐慌情绪进一步推高。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对暴恐案所做的批示中，愤怒谴责之余也重点提到了要严防连锁反应以及控制社会恐慌情绪蔓延。
血腥暴恐案后，高层迅速表态，习近平做出批示：迅速侦破案件、从严惩处恐暴分子，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李克强、孟建柱相继做出批示，公安部派工作组赶赴新疆。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将习的指示作为头条，电视集中报道习的指示和警方的维护行动。孟建柱在22日的全国反恐怖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中更是再次传达习的指示：“要加强舆论引导，向社会表明党和政府对暴力恐怖活动决不妥协、决不姑息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增强广大群众对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信心。”官方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暴恐案的频频发生，公众可谓是闻“恐”色变，在昆明火车站发生持械砍人事件后，大陆方面曾发生过群体性逃散事件。成都曾因一条持刀伤人的“暴力砍人”谣言，导致了商场内购物人群突然蜂拥而出，交通干道聚集大量人流。其后，公安出动大批警力，商场启动了应急预案，安保人员在街头持械巡逻……这起乌龙事件，起因是有人喊“砍人了”，公众惊吓后四处逃散。可见，大陆民众的恐慌心理和对暴恐事件的敏感程度。
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使公众处于感觉不安全的状态，像火车站、景区等人多聚集量大的地方等被视为潜在危险地。网友曾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暴恐事件频发，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安全感，今天是菜场车站，明天会不会是学校、幼儿园。一方面是公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一方面是官方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官方媒体要平复公众的恐慌情绪，同时为配合中共提出“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打一场反恐人民战争”的反恐思路，增加公众的反恐信心，在舆论宣传上需要强硬表态。
此外，恐暴案件目的之一就是要引起公众的恐慌，强调恐怖分子的存在感。案发后，恐怖分子通常会通过媒体的报道来评估暴恐案件的影响力。如果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案件本身过多报道，会给恐怖分子造成一种恐暴案件很有影响力的错觉，也会从侧面让暴恐案的影响被放大。对此，曾有网友表示：新闻报道如果紧盯着血性现场并追寻暴恐动力，就正好遂了恐怖分子的心愿，这正是他们要的效果。而集中力量报道官方的强硬声音，恐怖分子难以获得能够评价恐怖事件影响的信息，也会感到一定的压迫感。当然，也需要注意暴恐案对破坏民族团结方面的影响力。公众恐慌情绪的可以做减法，容易平复，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却是加法，难以消除。大陆的恐暴案件多与新疆的疆独分子有关联，比如，乌鲁木齐南站恐暴案后，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声称对事件负责。提到恐暴活动，公众潜意识会联想到维族人。大陆舆论中也有一小部分人表示对维族人的仇视，在网络上面发布不理智的言论。例如维族人天价切糕、维族人暴力倾向严重、维族人复仇意识浓等关于维族人的一些负面信息。负面信息积聚再加上恐暴事件的频繁发生，容易使大陆民众混淆恐怖分子和普通维吾尔族人的区别，形成 “维族人约等于恐怖分子”的印象。
传播学有“拟态环境”这一概念，因为个体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媒介来了解。因此，媒介成为为社会公众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渠道，并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对媒介的高度依赖。3.1昆明恐暴事件之后，大陆媒体密集宣传，使民众意识到暴恐案件离自己如此之近，随之而来的是对维吾尔族、新疆人的误解与恐慌。关于现场的血腥场面的报道，又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情绪。恐慌、愤怒等负面情绪加大了民族间的对立仇视。有网友曾表示，铺天盖地的血与泪，还原了事实和现场，同时也加强了仇恨与恐惧。
中共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不希望民族间的对立情绪扩大，在事件描述方面避免带有民族指向的词语，新闻报道尽量模糊民族属性。宣传方面也在强调恐怖分子只是小部分，不能代表新疆，不能代表维族人。在乌鲁木齐南站恐暴案发生后，媒体曾热热推过一封维族学生抨击暴恐的信。用维族人批判维族人的方式，反驳恐怖分子的诉求，孤立恐怖分子，也是希望公众能够区分恐怖分子和维族人的区别。
恐怖分子用极端的言论来加强维汉之间的对立关系。宣称中国的维吾尔族人被压制，处于新疆现代化建设的边缘位置，生活贫困，汉族人掠夺了本该属于维族人的资源。恐怖分子的言论极力强调民族对立，坊间舆论公众对维族人又有恐惧和仇恨的倾向，官方对暴恐案件在舆论导向处理上的丝毫偏差，会增加脆弱的民族关系走向对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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