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反恐几乎成为整个中国的中心议题。在官民一致的反恐意志形成的政治高压下，相关负责部门如临大敌，动员大批公安、武警出动，组织85万民间志愿者巡逻排查，建立起一支近10万人的基层情报搜集队伍。辽宁省甚至出台新规，对购买火柴、管制刀具等物品的人进行实名登记。地方政府诸多繁杂严苛的监管防控政策效果自是十分明显，却也抬高了反恐的社会成本和负担，造成民间人人自危的社会图景。
辽宁省的防恐新规要求，加强民爆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剧毒化学品以及烟花爆竹、硫磺、火柴、液化气罐、散装零售汽油等制爆原材料的管理，严格落实购买实名登记制度，严加管控。辽宁省的动作并非独立，而是在全国反恐一盘棋的背景下出现的。例如，北京地铁站实行“人物同检”，动员85万名民间志愿者巡逻街市，并组织10万人覆盖全市的信息搜集和警报系统。一时间，警车、公安、武警，以及佩戴红袖章的安保人员和志愿者散布各城市人口聚集区域。部分敏感地带甚至达到了“五步一人，十步一车”的程度。
对于身在中国的人们来说，不计后果杀伤力极大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威胁，经常出入公共场合、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更需要保护。在相关部门加强防恐安保之后，中国民众迅速感觉到强烈的安全感，一定程度上驱散了之前的恐慌心态。事实上，在全民反恐运动发生后，中国社会确实安定了许多。恐怖主义行为基本未再发生，连以前常见于网络的群体性事件，或是一些个人争端也明显减少。
这一现象的产生，除了全民反恐形成的震慑效果，或许也与由此形成的及时制暴能力有关。云南省一位青年因失恋劫持女友父亲被三枪击毙，该省一位访民驾车在闹市行驶并挥刀被击毙，都反映了当前强大的反恐能力，能够及时将突发时间消灭于萌芽状态。许多地区甚至提出了“一分钟处置”的要求，如此自然能在更大程度上遏制恐怖主义极端行为，防止如昆明火车站那样恐怖分子连砍近半个小时场景的重演。
这种“全民反恐”和警察遍布的效果着实显著，不过舆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首先，这种集体性社会运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抬高了社会成本，加重财政负担。相关部门承受反恐高压，必然追求更高水准的安全保障，但是如果没有节制和监督，其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民众身上。
其次，当反恐成为地方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难免滑入“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路。有分析人士已经担心，如果恐怖主义和反恐长期存在下去，地方政府形成反恐和维稳的路径依赖，动辄以反恐或维稳的名义弹压，法治建设和社会活力或许都将因之受挫。
当然，维稳也有其积极意义所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重要保障。但对于民众来说，地方政府的维稳更多地成为了掩盖甚至保护社会不公、阻挠民众权利实现，保护既得得益的工具。因此，如何在吸取维稳教训的基础上反恐，将执政者应当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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