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的孔庆东首度接受访问谈论六四旧事的视频，在过去几日燃起了外界对于六四议题的热情。也在分析中认为，孔庆东的表态，有很多内容无论是中共，还是民运人士来说，都能够接受的。这个突然出现的制作精良的视频，以及孔庆东“理性”且带有明显官方语气的话语，基本可以肯定该视频有官方的影子。，共借孔庆东之口表述了一些想说，而无法向外界完整表述的内容。因此可以将其看做官方透露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和解”的吹风，甚至是重新审视六四的必要铺垫。
中共高层能否表现出解决“六四”问题的诚意和勇气
曾与大陆和香港的观察人士对此进行了沟通，他们中有不少人表示，中共第五代化解“六四”的恩怨应该是有诚意的，除去他们本身的历史包袱不重，中国发展到今天，他们有机会和能力去解这个扣。而且中共要凝结全民族及海外华人的心志，使治理国家变得规范、文明，进而使中共从以往的革命党彻底向现代化执政党，实现中国梦，他们就必须面对许多沟坎。“六四”所引发的各种情节就是其中重要的沟坎之一，卸下它，才能轻装前进。
但也有人士理性的表示，不要奢望这一代领导人能迅速的去重新面对“六四风波”。化解六四恩怨时机并没有到来，也不是他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改造中共与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中各项改革已条目化的明确提出。只有基本笃实了大改革基调，习近平厘定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化解“六四风波”的时机才能出现，这样的时机可能出现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这个任期内也包括“六四”30周年。那对于中共今天的领导层来说，他们对于“六四”又有何种看法？他们在1989年又有过怎样的经历，在六四问题上，又做过何种表态，本文将再次予以全面的梳理。评价“六四”的困难
1989年，当中共将六四的定性从“反革命暴乱”降调为“风波”之时，社会对于高层能否平反六四还是报以希望的。但是经历了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都没有再将六四问题提上讨论日程，为何？
这并非遗忘，可以说是后来的掌权者们不愿意触碰那段麻烦的往事，但他们也的确不是合适的人选来抚慰这段伤疤。因为无论谁，要在六四问题上做出任何动作或表态，都意味着要对整个“六四”事件以及当时中共的处理方式，乃至邓小平本人做出一个历史评判，评判当时对立双方的是非对错。而这偏偏是难以进行评价的，一方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领导中国结束文革，进入现代政治的总设计师；一方是一群抱有美好理想、为了中国民主未来的年轻人。更重要的是，江、胡二人都或多或少的从六四中“受益”。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而江泽民更是因六四直接“登大位”。因此所以这两代掌权者在面对“六四”时，在邓式改革的大氛围下，在政治稳定的需要下，在他们个人复杂的心绪与尴尬中，他们只能选择去雨打风吹这段历史，不适合也不能去正面六四风波。或许在他们政治思绪里认为，当对错也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后，麻烦也就不再是麻烦了。
但是对于中共10年为一个世代的政治制度来说，总得来说，历数25年后的第五代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他们对于六四问题，基本是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
因为“六四”流亡海外的王军涛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习、李等人都是老三届的，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包袱，甚至还可以说他们对六四还持同情的态度。王军涛透露，当时他和认可六四学生运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对话的时候，李克强和刘延东都在阎明复的背后坐着，这存在他们也认可阎明复评价的可能，后来这些都被共产党在对六四镇压后加以清算，认为这是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言论，所以应该说李克强当时犯了错误。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何李克强在共青团团中央一呆就是十三年，按照中共官员正常升迁时间，那时的团中央书记一般是在该位置任职两三年后就换到一个新的岗位。
那在今天这群中共领导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们对于“六四”是没有包袱？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谁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呢？
习近平：解决“六四”众望所归的人选
对于习近平而言，外界对于他的任内能否再谈“六四”还是报以期望的。这种期望一则来源于1989年，他正在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宁德市任市委书记，远离北京的抗议活动。二来其家庭背景更是被外界津津乐道，将其形容为解决“六四”问题党内外众望所归人选。习的父亲习仲勋一直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习家开明的政治气场在党内一直以忠厚著称，在80年代末，习仲勋和胡耀邦的关系极为密切。在薄一波等元老批判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时，习仲勋挺身而出，怒斥薄一波违反党内规则“逼宫”，虽然不能回天，但此举至今仍被党内外人士津津乐道。虽然最后胡耀邦突发心脏病死亡并成为导火线，最终爆发了“六四事件”，但是习仲勋从始至终都被外界认为是正面角色。也有历史资料显示，他甚至不赞同当时中央镇压“六四”的决定，而在事后受到牵累，从而在此后被迫脱离了政治核心圈。这也是为何外界对习近平寄以“子成父愿”的期望的原因之一。
当然，最为重要的第三点就是一直在强调的，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坦诚直面历史。必须展现出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尤其对重大历史事件，如反右、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体现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而从习近平这两年在反腐、整风等种种行为上来看，他是有这种魄力和坦诚的，这就为解决“六四”提供了供人遐想的可能性。
李克强：与“六四”民运人士曾是同窗、好友
相比于习近平，相信现任国家总理的李克强的个人感受肯定更为深刻。除了文章开头王军涛所说的李的旧事外，1989年曾发生过一个直至今天被很多政界、商界、学界人士津津乐道的事件。那就是在当年4月，来自中国各地的四百余名政治精英在北京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辩论中国的未来。而在中国25名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有6人参加了当年那次会议，其中就有李克强、王岐山、俞正声三名现任政治局常委。此外，会议中还有一些“六四”之后入狱、流亡的学生运动领袖。在媒体的报道中，曾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曾形容这次会议为“后无来者”----现场气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不可能再召开像那次那样每个人都愿意直抒己见的会议了。” 陈一谘是中国最为知名的改革家之一，大陆80年代改革操盘手、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他已于今年4月份逝世。
李克强、王岐山、俞正声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怎样的表态不得而知，但是在媒体看来，作为北大毕业生，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曾与其同学，后皆因六四被官方通缉的胡平和王军涛有过交往，甚至有传闻称，那时李克强会“参加学校的沙龙，学生们在那里辩论选举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权统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而王军涛将李形容为“他思想活跃、言词犀利，喜欢用跨学科的视野来思考学术和现实问题。”在王军涛的回忆中，甚至有李克强当年在北大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大意是，他很看重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和风骨；如果他有朝一日当官，有什么违背天理良心的过失，他欢迎包括我在内的北大校友对他批评甚至讨伐，就像当年在北大常代会审议学生会工作那样。对于李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故人的点滴回忆，曾经发生、历历在目的事情，比任何分析推理都更加有说服力。李克强早年已经把一些事看得比较清楚，也吸收了新的知识和观念，即使再怎么经历官场的洗涤，要他忘掉这些事都是不可能的。
王岐山：对待“六四”态度最开明
在舆论看来，中共第五代领导层除了习、李二人，重点记起的常委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个以“救火队长”闻名，政绩赫赫的高层领导人之一，在过去两年间的反腐成果，有目共睹。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中共政坛上少有的罕见负面新闻的官员，无论是他的形象还是作风，即使是异见人士也将其视为中共内部难得的人才。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是现任中共高层中对待“六四”态度最开明的官员。
当然，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睡一铺”的人（《南方人物周刊 》2013年报道），外界认为王岐山对“六四”是有负担的，因为其岳父姚依林是当时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李鹏之外，唯一坚决支持对学生运动采取军事镇压，并是唯一一位没有与学生对话的常委。不过，王岐山的种种行为正在向外界表明，他与自己的岳父截然不同。历数王岐山简历可以看到，他一直是鲜明的改革派，从上个世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到他历任的各种职务，到目前担任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他都在毫不犹豫的支持改革。在80年代，他就因为提倡大力改革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被誉为“改革四君子”。
其实外界所不知晓的是王本人，因与“六四”而流亡国外的曾任北京四通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和曾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有着密切关系。北京四通公司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之一。在孔庆东谈论“六四”的视频中，曾谈到当时各地向学生进行援助，其中就有在当时很先进的对讲机。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那些对讲机，实际上就是万润南援助提供的，而不是孔所暗示的是国外势力提供。
此外，该人士还透露，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次王岐山曾在纽约与“六四”时反对镇压学生的陈一谘有过一次“吃饭”。饭局之上谈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不过陈一谘曾经在一次会议中曾说，自己曾与王岐山多次长谈，也在1988年与李克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在提到中国最近退休的一批领导时，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一代应该比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要更开明。”高层中多人曾因同情“六四”被处分
除了习、李、王三人外，现任政协主席的俞正声，也曾经与六四有过“瓜葛”。在坊间的传言中，俞正声与邓小平一家尤其是邓朴方关系交好，在邓朴方文革落难时是俞正声伸出了援手，那这层关系是否会让他对“重看六四”有所忌惮呢。有分析人士指出，正如我们所说，1989年4月那个集合全国400余名政治精英的大会，俞正声也是参与者之一，他对于改革、对于政治的思考，实际上远远超出我们很多人的想象。该人士还强调，更何况俞与邓家的关系太过于“远”，这么多年，如果真到了要给“六四”一个说法的时候，他应该是很开明的。
不仅是这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今天的中共高层中，包括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黑龙江省长陆昊都曾对“六四”抱以过同情态度并因此受过处分。据原《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介绍，1989年在共青团中任职的李源潮、刘延东都曾有过保护学生的举动。
未提“六四”原因 并非当务之急
既然如此多的中共高层曾经与六四有过这样多的交集，为何今天，当这群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之后，仍然不见解决“六四”的明显动作？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这并非习近平等人的“当务之急”，历史的时机与大势也并没有到来
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新领导层，已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大改革的蓝本，而这样的蓝本与以往中共的宏大计划与目标是截然不同的，突出的特点就是要务实的进行大改革，尤其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被誉为“第五个现代化”，被大陆诸多学者引用的改革目标，是当前中共和习近平最大的政治。第五个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参见《多维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习近平从“器”到“道”的第五个现代化》）
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新领导层在过去一年求变求新、务实强势的做派有目共睹，特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的各项改革目标，细致、明确、务实。这与中共以往的改革蓝图规划截然不同，是中国政治发展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笃定的首要任务是深化改革，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民族和国家再次复兴的承前启后的最为关键的改革。可以试想，如果习近平这一代领导层，还没能从政党与国家发展与治理上取得不可逆转的改革大势，还没有厘定自己的政治权威，就贸然去直面六四这样能引发联动波澜的政治历史事件，不但平反六四的可能性很小，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中国继续改革和发展的大局。这样的政治路线选择必然是充满风险的，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不可能选择的。不少理性的观察家认为，中共要化解这样的敏感历史，卸下六四的包袱，不能指望中共新领导层在最近几年有公开的明确表示。但中共领导层可以选择在这样一个时段做一些重评六四事件的铺垫工作，孔庆东谈六四视频的出现应该就是中共铺垫工作的开始。有些中国政治观察者甚至惊讶于中共新领导人如此快的开始了这样的工作。（详见《独家：25周年孔庆东首谈“六四事件”[视频]》，《官方或吹和解风 孔庆东谈六四视频解读》）
正如外界所看到的那样，今天中共决策层所面临的困难并不少。于李克强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倡导的“二次改革”正在值关键期，中国经济虽然一直向好，但是仍然暗含压力和危机，上海自贸区、城镇化、新丝绸之路等问题耗去了他大量时间；王岐山所推动的党内、军内的反腐，虽然捷报频频，但是压力甚大，如果有不慎，功亏一篑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对于习近平而言更是如此，从内政到外交，从新疆暴恐到中日、中越冲突，再加上国内反腐、整风以及周永康案件等造成的复杂时局，都是摆在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面前的问题，与之相比，已经过去25年的“六四”，自然不能提前摆上政治案板的前列。只有中国笃定了改革和新时代的大势，习近平确立了政治领袖地位，那么“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自然会遭受到尽可能小的阻力，解决“六四”问题当然也是大势所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