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越多越反动
错误说法；知识越多越反动
建议改为：知识越少越反动
改正理由：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这种提法本身才反动。真佩服别人的“勇气”，连这样反动的话都说得出口。更佩服别人的“胆识”，不仅这样的话说得出口，不仅不是在私下里心虚胆怯地说，而且公开理直气壮地说。不仅理直气壮地说，而且放之于讲台，置之于头条，让其招摇于祖国的山河大地，遍布于“神州”的东西南北。不仅作为一个临时的口号、一时的意气，而且作为政党的一个纲领、政府的一个立场。这就是超级的“勇气”和“胆识”。
“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说法不仅语义颠倒，而且用意反动。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根本无法理解此一论调从何说起。只能反着理解，把他们说的“知识越多”理解成“知识越少”，把他们说的“反动”理解成“进步”。但没有人为此加注解，只能按照反义社会的逻辑顺理延推：既然社会是反义的，那语词也必然是反义的。否则，这种说法必定把你的脑袋整晕。
不管怎么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都是说不通的，因为要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成立，那我们自然就会推出“知识越少越进步”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结论非常荒谬。尽管并不是有了知识就一定意味着进步，但具备知识肯定是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若人没有知识，或知识很少，你连落后与进步都分不清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进步性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意思肯定是知识越少越好，甚至可以理解为没有知识最理想。那岂不是公开叫嚣无知万岁，愚昧常青吗？
怎么会知识越多越反动呢？按常识我们也知道，只可能知识越少越反动，因为没有知识，或知识很少，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鉴别能力都没有，那所谓进步性又从何说起呢？所以，除非只有一种情况，这一说法才能成立，那就是把他们说的“反动”理解成“进步”。但进步与反动是绝对相反的，进步就是进步，反动就是反动，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是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弄混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人们这么说只能说明两种情况：1.要么人疯了；2.要么人说的是反话。但话又说回来，这反话偶尔由某张三李四说说还可以，如果经由国家的口吻、政党的社论、官方的辞令说出来，那就荒诞至极了。由于国家、政党、官方的权威性，人们有权要求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必须是正规的、严肃的。如果它们老是用反讽的、玩笑的方式来表达正规的、严肃的东西，我们就只能认为，这国家、政党和官方是极不正经、吊儿郎当的。
问题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并非出自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官方之口，况且人家在说这句话时是极其认真严肃、正儿八经的。但唯其如此，才更显这句话的荒诞性与反动性。
2、从重、从严、从快处理
错误说法：从重、从严、从快处理
建议改为：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改正理由：细想起来，“从重、从严、从快处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不是指对一般人事纠纷和行政事件的处理，而是指对刑事案件和罪犯的处理。既然是对刑事案件和罪犯的处理，那肯定就要按照法律程序、依据法律条文来处理。而在一个法制的社会，这种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肯定事先就是拟定好了的，是现成的，而且为了使这种程序和条文具有必要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就必然要求它们具有一定的不变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这种法律上的程序和条款不能够轻易地变动和随意地更改。如果一种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款经常变动，今天一个程序，明天另一个程序，此时一个条款，彼时另一个条款，并且前后不一，相互冲突，那这种程序和条款的可信度与权威性就会被大打折扣，法律也就不成其为法律。
既然我们常说“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那么，我们在定罪时肯定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而在量刑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而我们平时所说的“从重、从严、从快处理”肯定指的是量刑范畴，所以，这种处理也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既然准绳有了，我们在量刑时就应该根据准绳来判定，而不应该根据一种有偏于准绳、有违于准绳的东西来判定。
而从重、从严、从快的处理显然是一种有偏于、有违于准绳的处理，是一种有别于既定法律程序和平时法律条款的处理。因为所谓从重、从严、从快明显具有一种更重、更严、更快的意思，具有一种处理程度加重、处理标准加严、处理速度加快的意思。很显然，这种处理方法明显具有一种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临时抱佛脚、屎胀慌了挖茅坑的意味。因为这种处理涉及到量刑，量刑就应该以法律为依据。也就是说，根据法律条款的规定对所判之事和所判之人，该判多重就多重，该判多严就多严，该判多快就多快，决不能因为某段时间犯罪案件猛增了，犯罪形势严峻了，我们就想当然地来个从重、从严、从快的处理。这种做法貌似严肃认真，实则如同玩笑儿戏。因为这种做法有背于法律，不仅是儿童游戏，而且明显是一种违法行为。
事实上，即使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按常识来论，这种所谓从重、从严、从快的处理也是不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通过这种从重、从严、从快的处理，犯罪的势头就能得到遏制，犯罪的程度就能有所减轻，因为这种冒尖铲尖、枝长剪枝的做法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这就像消除稻田里的稗子，仅靠农药和镰刀而不从品种、土壤、根部着手是不解决问题的一样。不但不解决问题，那枝条反倒会越剪越长，那稗子可能会越砍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重、从严、从快的做法是某种罪上加罪，不但不会减轻犯罪，反而还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重整个社会的罪性。所以，就惩治犯人的量刑而言，从重、从严、从快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建议，不管在哪种情况下，都应该以法律为依据，对犯人该多重处理就多重处理，该多严处理就多严处理，该多快处理就多快处理。如果随随便便用一种更轻或更重、更松或更严、更慢或更快的方式去处理，那都是一种有待商榷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3、盲流
错误说法：盲流
建议改为：有目的的流动人群
改正理由：“盲流”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按照字面的理解，“盲流”的意思是指盲目流动的人群，或盲目走动的流民。反正是指其流动毫无目的性的那类人。但我们认为，这种对目前主要流动在中国大中城市人群的理解是错误的，明显与事实有极大的出入，因为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人的流动绝非是盲目的，不仅不盲目，而且还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其流动的意图非常清楚。
无需多说，中国人头脑中的“盲流”不外由以下几种人构成：1.由农村多余出来的那部分流向城市的劳动力大军；2.小城镇、小城市中那部分向大中城市流动的人们；3.由于种种原因从边缘向中心，从西部向东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人群。在我们看来，不管这些流动大军是由哪部分人构成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与目的性。他们都是怀着明确的想法、意图、打算而由原地流入他乡的，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盲目流动的一群人，即“盲流”。他们离乡背井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改变自己糟糕的生存处境，也许是为了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也许是为了创世界、开眼界、见世面，也许是为了求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但不管是出于哪种想法，他们的目的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不证自明的。
“盲流”这一称呼只是提出者想当然的一种命名，是一种没有过脑子的叫法。提出者以为这些流动人口没有干他们干的事，或干了他们不屑去干的事，就自以为别人不合某种正统，不入某种主流，所以，他们才会用“盲流”一词来称呼之，命名之。殊不知与命名者不同的目的仍然是一种目的，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流动的人称为“盲流”。
况且“盲流”这一称呼隐含有一种侮辱意味，几乎可以和明显带有侮辱意味的“流氓”、“社会闲杂人员”、“流窜者”、“下三烂”等划入同一类。反正，人们在使用“盲流”这个词时，多半是当成贬义词来用的，几乎没有任何褒义的意思。“盲流”一词的流行证明了一个官本位社会对民众的蔑视与歧视，同时也证明了所谓社会精英们内心的一种不人道的偏见。
因为“盲流”并不盲，这个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并且还带有贬义，所以，我们建议把“盲流”一词改为“流动人口”，或“流动人群”。当然，针对“盲流”把它改为“有目的的流动人群”可能更为恰当。
4、政治经济学
错误说法：政治经济学
建议改为：政治+经济学
改正理由：严格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有的是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权力经济学，或一种具有绝对政治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西方是一门学问，或曾经是一门学问，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主要指的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也许只有中国才有的政治统驭、政治参与经济的现象。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7世纪初，原本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分支。英国的亚当•斯密首先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但18世纪末以后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尤其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J.S.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都更加注重商品价值与分配的研究。另外，中国人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可能是狭义的，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剩余价值理论”。
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的西方已发展成经济学，并在经济学名下划分为许多专业学科。也就是说在西方，20世纪以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已不复存在。
说政治经济学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情况来说的。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种严格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人们平时说的那种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中国不存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但却存在着大量的政治+经济的事实和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事实和现象叫做“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统经学”（政治统治经济）、“政经混合学”（政治、经济不分家）。也许，西方人能够做到让政治与经济分开，使经济成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让经济成为一个独自运转的领域。但中国人做不到，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权本位、皇本位的社会，尽管经济的各种部门和类别设置参照了西方经济的表格，但其政治思维和管理手段却仍停留在过去农耕社会的一种强制性、简单性和粗暴性的模式。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中，明显有一种把政治拔高化、目的化的倾向。即把政治作为目的，经济作为手段；政治为主，经济为仆。经济的各种花样与弄法都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政治”不外就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定、政权稳固（而在这三者中，他们实际上要的只是第三者，前两者只不过作为铺垫和幌子随便说说）。为了这种稳固，他们既可以破坏经济，也可以发展经济。至于破坏与否，发展与否，这要全靠稳固的需要而定。由于中国政治神经严重败坏的事实，所以，你要想使经济成为经济难，你要想使经济成为市场经济就更难。因为在中国经济的身前身后总会有一个中国政治的魔影在晃动，有一个中国政治的幽灵在徘徊。经济既无法摆脱政治的噩梦，也无法卸掉政治的盔甲。所以在中国，不要说作为独立学问的经济学不存在，就是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实也是不存在的。在中国，政治始终在驾驭经济，管束经济，即使在一种最“喜人”的状态（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只能达到一种勾兑经济、权谋经济的水准。
尽管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已不存在了，但它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或政治+经济的事实和现象却被中国独保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政治经济学”，才有政治+经济的 “政经学”。只不过这并是一门关于政治，也不是一门关于经济的学问，而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相勾结、相搅和的存在事实和社会现象。比如，今天社会上大量出现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项目布局、招标猫腻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的“政经学”存在的最好证明。
所以在中国，说“政治经济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改成“政治+经济学”、“权力经济学”，或“具有明显政治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再说一遍，这种经济学指的不是学问，而是一种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的政治与经济并存的事实。
5、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
错误说法：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
建议改为：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
改正理由：“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一说法是违背客观规律和自然常识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是非颠倒的谬论。
我们认为，它只能蒙住那些没有看过水、没有见过河，同时也没有读过书的人，因为这些人没有看见过大河和小河，不知道水是怎么流的，所以也就弄不清楚大河与小河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还情有可原，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那么，此话的广为流行就确实使我们无比惊异了。
当然我们知道，别人是用这句话来做比喻。意思是想说明集体有，个人才会有；国家富，人民才会富的道理。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集体、国家是大河，而个人、人民是小河。先不说这种先集体后个人，先国家后人民的观点合不合乎逻辑，但仅就选用大河小河的比喻来证明此种观点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即是说，所用的这个比喻它揭示的道理刚好和他们所要表达的观点相反。这岂不有点像是傻子玩火，自灼自伤吗？因为根据常识，我们也知道，水肯定是从小沟小河汇入大川大江的。也就是说，大河的水是由小河的水流入才注满的，先有小河的水才会有大河的水。如果没有小河，何来大河？如果非得要把这两者的关系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也只能把它说成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而绝不能反着说，把它说成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如果真要这么说，那不明明是反逻辑，反常识，反自然吗？可见这些家伙的做法是多么下作，为了证明自己的歪理，他们甚至不惜篡改客观规律，颠倒自然常识，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同时也说明这帮人有多么傻，即使在诡辩胡扯时，连个比方都不会打，比喻都不会用。比如，他们的目的是想说明国家第一、人民第二，集体为重、个人为轻，但却偏偏要去选一个大河小河的喻体。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神经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还真算有点歪打正着。我们认为，尽管他们这种关于大河小河的说法是荒唐的，但这个大河小河的关系比喻却反倒证明了“先有个人，后有集体，先有人民，后有国家”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而且对这一观点作了一种最生动、最形象，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似乎只需动用这个“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比喻，就能把那个“国家重、人民轻，集体主、个人次”的理论驳得体无完肤，毫无道理。所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感谢那帮提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人，因为正是他们使我们想到了“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事实，进而使我们想到人民比国家重要，个人比集体优先的道理。
6、说不清，没意思
错误说法：说不清，没意思
建议改为：不想说，不让说，所以才说不清，没意思
改正理由：“说不请，没意思”这无疑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中国人最易上口、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口头语。这几乎是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地位、阶层、财富、修养、趣味、爱好，中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官僚老板，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山里农民，还是下岗工人，也无论是街头地痞，还是歌厅小姐，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脱口而出：“说不清，没意思”。看来，这确实是他们认定了的一条死理，对此坚信不疑。只不过这理绝对没有认对头，因为此说丝毫没有道理，既颠倒了逻辑，又违背了常情。
毫无疑问，按他们的理解，这句话是一个因果句。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说不清，所以才没意思，没意思是说不清的后果。这是哪儿对哪儿呢？我们认为，如果这句话真的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也是一种因果倒置，误因为果，或误果为因。“说不清，没意思”是一种颠三倒四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中国的大量流行，只能说明三点：1.中国人的思维是多么混乱；2.中国人的价值是多么虚无；3.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无奈。在我们看来，并不是说不清楚，才没有意思，而是首先我们不想去说，也不让我们去说，所以才说不清楚，没有意思。“说不清”是“不想说”、“不让说”的结果。只不过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必然成了“没意思”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暂且不去分析一个结果是怎样造成另一个结果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种结果，它都是由于之前的“不想说”和“不让说”导致的。首先是不让说，其次是说不清，最后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而是说不清。当然，我们更认为，不是说不清，而是有人不让你去说，不准你说。说不清，当然没意思。事情就是这样，你愈说不清楚，它愈没有意思。但如果让人去说，我相信是可以说清楚的，至少可以相对地说清楚，越说越清楚，或无限地接近一种清楚。而无限地接近一种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清楚。只有当万物可以去说，并且说得比较清楚时，这个世界才会显得有点意思。世界的意思，或人生的意义是因为可以让人去说，并且说得比较清楚时才呈现出来的。你不去说，或不让人去说，世界上的事情当然永远也说不清楚，但还得去说，因为不说的问题，那没有说清楚的问题，一直都在那儿等着你。不说，并不等于可以免于去说。今天没有说，是因为它要积累起来让你以后一起去说。问题很像债务，愈积愈多，欠下的肯定要偿还。账不可以赖掉，同样的道理，问题也无法回避。回避了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找上门来，像孤魂、野鬼、幽灵，死死地纠缠你，总会和你过不去，让你心不安，魂不宁。
不说，问题依然存在，说不清，永远需要你去说清。因为有些问题不说清楚，你是无法起步的，更不要说开跑，要腾飞。因为不说，说不清，是非永远就会模糊，正错绝对就会含混，这势必就要导致这个世界的污浊、相对、不明不白、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导致一个世界其评判事物标准的丧失、善恶的颠倒。很难设想一个人在这样的世界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活法，究竟能够活出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活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结果，在这样的世界中，不能说的事实肯定会被能说的假象遮掩，同样，能说的谵语必然会把不能说的灼见隐蔽。谬误往往被绝对化地夸张，而真理却又被相对化地处理。在这样的世界中，人无法知道什么是行为的底线，也不能确定语言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这样的世界，由于没有价值的最终尺度，似乎一切都可以，一切都允许，一切都随便。要么，全部倒过来，一切都不可以，一切都不允许，一切都被禁止。反正，总是走极端，而往往走的是坏的极端，恶的极端，暴与邪、凶与残的极端。这就难怪，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总有写不完的《通向奴役之路》，读不完的《动物庄园》，看不完的《古拉格群岛》。
再说一遍，不是说不清，才没有意思，而是不让你说，才说不清。既然说不清，当然也就没有意思。如果我们老是处于一种不能说的状态，那我们必然就会遭遇一种没有意思的命运，即被判过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
7、说了等于白说
错误说法；说了等于白说
建议改为：只要真正说了，肯定不会白说
改正理由：这又是中国人惯用的一句口头禅，并且自视为灼知、高见、真理。问题的最大荒谬之处也许还不在于他们说这句话，而在于他们说这句话时的时间、地点、语境和所指。
他们在针对真正的废话、傻话、多余的话时往往不会说这句话，反而当别人说出了一些严肃的话、必要的话和真知灼见的话时他们就会条件反射式地甩出这句话。同样荒谬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并不是出自官方和强力部门之口，而是出自民间、老百姓，出自你周围的同事、熟人，甚至出自你的前辈师长、亲朋好友。这确是一件让人倒吸一口冷气，顺出一身冷汗的事情。比如，当人们骂街、骂人、侮辱别人、伤害别人时，当人们说下流话、无耻话和淫秽话时，他们往往不会这么说，而当人们涉及到社会的不公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陈述自己独立的思想与观点时，他们总会来上这么一句：“说了等于白说”。那意思显然是叫你不要说，因为按他们的说法，说了没有用。
我们认为，这些人也太糊涂了。为什么糊涂，我们分两层意思来说。1.有一个前提和先决条件他们没有弄清楚，在中国，“说”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氛围中总是有一种力量在禁止我们去说，不允许我们去说。而“说了等于白说”一说实际上暗含了这种说之前提、说之条件、说之许可已经解决，只不过你说了没有用。我们的观点是，既然“说”的权利没有解决，那就不存在“说了”的问题；既然说都没有说，又何来有用无用的判断呢？2.即使“说”的权利没有解决，他们也不能推出 “说了白说”、“说了无用”的结论。刚好相反，正因为别人不让人们说，剥夺了人们说的权利，才有必要去说。“不让说”就是“偏要说”的理由，“偏要说”的根据。所以，不能一概说“说了等于白说”，而是看你说的是什么。这说的什么才能决定说之有用还是无用。说那些废话、傻话、多余的话肯定无用，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但说那些严肃的话、认真的话、真知灼见的话不但有用，而且用处很大。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说“说了等于白说”的意思是，你说了某件事，这件事又不能落实、不能实现，所以没有用，也就等于白说，或没有说。我们认为，这种推理也是十分古怪的，正因为有些事情没有落实，没有实现，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去说它，才有理由去诉求，去期待，去争取。而言说又必然是这种诉求、期待和争取的一种必要形式和手段，或至少是这些形式与手段的一种最初步骤。如果一些事情已经落实了，实现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说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说”才会成为一种多余，“说了”也才不存在“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说了等于白说”一说才能成立。问题是那要实现的事情“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如果你不去说，那更是永远没有影儿。所以应该大说特说，说得充分，说得顺畅，说得在理才行。再说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所说之事现在没有落实就没有用。因为现在没有落实并不意味着将来不能落实，也不意味着将来有可能得到落实，因为事物的落实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需要一种无形的积累。我们认为，凡是说到点子上的东西，凡是言之成理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只不过这种“用”采取的是一种潜移默化、无形叠加的方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顺序圆成形式。也许，今天说的效果在明天，此生说的影响在后代。反正，金石之言、精辟之论肯定是有用处的，所需要的就只是耐心，尤其在我们这个不让说、也不能说的时代，更是如此。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说了等于白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是“说了等于白说”，而是首先要看“说”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没有解决，那就要去解决，而解决“说”的问题又势必要通过 “说”的途径，所以，非说不可。其次，应该看说的是什么，如果说的是真知灼见，那就多多益善，愈多愈好。我们不但不应去否定这种说，而且还应该大力去倡导这种说，鼓励这种说。这种说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根本还没有开始说的问题，所以应勇敢地说。一件事情，若不求，何谈做？若不做，何来成？所以，“说”乃是一个先决条件。
8、明天一定更美好
错误说法：明天一定更美好
建议改为：明天不一定更美好
改正理由：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癫狂时期的一个梦觉，而是今天我们在北京大街上即使不留神也会看到的一个“大标牌”、“广告词”和“公益语”。似乎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口号、一个指令、一种感召、一种幸福的期许，被写在这个城市的十字路口、建筑工地和社区的宣传栏里。当然，它究竟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说辞，还是一副滋阴壮阳的春药？究竟是一次精神自我的行贿，还是一种画饼充饥的自欺？我们不得而知。
你凭什么说明天一定更美好，如果今天的现实是如此糟糕？如果今天的现实真的不妙，而你又无意去改变它，那你就没有理由给未来作一个如此自信的判定，因为推论的前提不在，判定的条件不具。按照我们的观点，明天不一定更美好，相反，可能会更糟糕。因为明天的美好是全方位的，是各种指标的全面认证。美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五大工程”的同时启动、相互促进、协调和谐。所谓“五大工程”指的是：1.社会的政治工程，2.经济工程，3.科技工程，4.文化工程和5.宗教工程。我们认为，为了给未来的美好提供必要的保证，必须要让这“五大工程”同时奠基，同时开工，同时建设。因为这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必不可少的五个方面、五个环节。这道理非常简单，恰如人之双脚、车之四轮，缺一不可，必须协调并进，否则，人是跛的，车是颠的，动作是变形的，运动是受阻的。否则，人就不是人，车就不是车，动作是变态，运动是倒退。即使是人，也是一个衰人，即使是车，也是一辆破车，即使是运动，也是一种乱动、反动。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我们究竟为我们美好的未来作了哪些美好的保证呢？你不妨屈指数数，在社会的“五大工程”中，我们究竟启动了、打开了哪些工程呢？又关闭了、锁死了哪些工程呢？我们究竟让哪些工程如沐春风、如服春药般激情冲荡、斗志昂扬呢？那不是明摆着的吗？我们启动的仅仅是有限经济和有限科技这两个工程，而对其他三个工程不是采取断电措施，就是实行停水手段，甚至更有甚者，直接施以麻醉、阉割与绝育。这样一来，上帝的眼睛有好看的了，看你的腿脚怎么跨？看你的轮子怎么滚？看你的社会怎么动？如果一个社会在启动经济、科技工程的时候不同时启动它的政治、文化与宗教工程，那么，它的未来是绝对没有保障的，明天也不可能是更加美好的。
今天的中国从形式上看仿佛来了一次太突兀、太快速的转换，昨天的精神梦幻，今天的物质沉迷。号称中庸之国总是走不了中庸之道，不是伪精神的狂热，就是纯物质的迷恋。昔日禁物质之欲，如今禁精神之欲，反正禁的都是本不该去禁的欲。总是走极端，一会儿精神左倾，一会儿物质右倾。人们只知道过去“反右”、“人民公社”、“粮食卫星”、“大战钢铁”、“破四旧”、“农宣队”、“围海造田”的荒唐，但为什么就不知道今天的全民经商、生意狂热、挣钱拼命也同样荒唐呢？只发动经济的马达，而关停政治、文化和宗教的水电，只知道“汽油”好，而不知道“润滑油”同样少不了。照这种搞法，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只是一个物量有所增加，但道德伦理、文化修养、宗教灵性却严重滑坡的国家。这个国家可能更接近一种“动物园”的模式，但却远离了一种诗意栖居的家园形态。只有物量增加、物态换相，而没有道德进化、灵性提升的国家，它怎么能保证它的未来会更加美好呢？相反，由于它的生态环境、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它的未来也可能更加糟糕。
“明天一定更美好”实际上是反义社会用来欺世愚民的一种惯用说辞和障眼法。其用意在于让人们认同现实的不义，寄希望于空幻的未来。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或曾经无一例外地都蒙受在一种关于“明天”之美丽神话的“神圣”虚光中，我们不同程度地都为“明天”的某种幻想、构想、猜测和判定所愚弄、所丧志，使生活退废为一种无法收拾和梳理的残局。对于“明天”之无根无由的担忧，对于“明天”之大而化之的想象，几乎可以说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之赖以存续的精神性大麻，是一剂妄想康复我们体弱多病的尘世之躯其原生创造力的替代性“春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民族命运并非败于过去历史那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积淀，而是败于对于“明天”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虚构；我们的个人生活并非毁于当下的某种混乱的局面，而是毁于对于“明天”的一种自视透彻的判决。此种例子，在我们遭遇的20世纪的大多数岁月里真是不胜枚举。
也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我们的骨子里就有一种很不为人知的理论恶习，或观念偏好，热衷于所谓的“进化论”，而且是一种“直线性的进化论”。我们上个世纪之交的那些反清斗士和“五四”先驱，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总是忧心忡忡。当然，说来也不为怪，因为心忧天下乃中国知识人之传统习俗。就像博凡先生所说，只不过古代知识人常常担忧的是当下对于过去(先王时代)的疏离，而近代以来的知识人担忧的则是当下对于未来的背叛。也许，为了“明天”，我们的民族已葬送了当下，为了“明天”，我们的个人已放纵了今日。即使民族和个人对于明天的设定其性质是相反的(前者常把“明天”设定为一种过分乐观的历史必然，后者常把“明天”设定为一种极度消极的悲剧宿命)。但它们无论对于民族还是个人的当下效应都是相同的，即都带来一种负面影响，其结果都是悲剧性的。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仍保留着这种近代新起的习俗，如在政界和学界大肆泛起的所谓“初级阶段”论、“后现代”论、“21世纪是中国(儒教)的世界”论、“未来百年是汉文化(汉字)的时代”论，无一不是这种习俗和定向思维的明证。我们不但没有把关于“明天”神话的破灭看做是我们心智成熟的标志，反而用对于“明天”的安排、担心来代替、回避我们“今天”应尽的责任。我们的意志不但没有在把日常事务推诿给“明天”的一个个“今天”中日渐坚韧，反而愈益疏懒。
其实，我们皆毁于“明天”，这话并不显得过分。细想看吧，难道真实的情况不正是如此?如果国家提出一种关于“明天”之空幻的许诺，那它势必就要倡导一种所谓蒙福全体的人民伦理逻辑。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说，在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中，个人肉体的生存情态被抹去了。人民伦理的网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钢丝编织起来的，绕缠在个人身上必然使个体存在的肉身血肉模糊。在这种关于“明天”的虚构的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生已被“历史必然”的“明天美好”借走了，而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给民族解放的美好明天作出牺牲，就是为了给某种“主义”的建设做出“伟大贡献”。所以说，个体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明天美好”的许诺活着而死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伟大的理论刚好相悖于它的理论预设。即是说，一个民族关于其自己美好明天的理论起点，刚好引导这个民族抵达了一个并不美好的今天的现实终点。
那么，个人关于“明天”的所谓洞察又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一般说来，个人的这种洞察是宿命论的，即自认终得以醒悟了“人必有一死”这个所谓的真理。通常，在个人关于“明天”的种种想象中，都多少隐含有这样一种思路(这也是一切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必然的思路)：反正明天……所以今天……。比如，反正我明天是要死的，所以我今天就要去OK，就要去狂饮，要去……。结果把出死入生这个伟大的原理搞成了一种低级的享乐游戏，而不像有些异族人，出死是为了入生的建设。无形中，我们在对“明天”的想象中就放纵、安抚了今天的自己。
无论从哪方面说,不管从“五大工程”的角度，还是从生态、人际品质的预期，或是从道德、信任、信仰的危机，我们都没有理由说“明天一定更美好”，相反，我们认为，明天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9、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
错误说法：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
建议改为：难以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
改正理由；这句时髦的口头禅大概是从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演以后在中国的官僚、老板、白领、小资、新新人类中间流行开来的。尽管以前也有这种说法，但“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无疑是该片中一句最经典的台词，大概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美国人这么说，我们不觉得怪，因为他们似乎有这个条件，有这种理由。但中国人突然间“刷、刷、刷”地也跟着来，并且把它当成一种高见、修养、觉悟的象征，作为一句冒皮皮的“文雅语”、“时尚语”来使用，这就让人感到有些咋舌。也许，咋舌的原因还不在于它的空洞、笼统、假打、故作风雅和华而不实，而在于它给人一种严重错位的感觉。这里的错位主要指的是空间错位、时间错位和情境错位。也就是说，这句流行语和“共和国”的大多数其他流行语一样，明显有一种生吞活剥照搬，生拉活扯套用的嫌疑。尽管这句话本身不错，但却显然与“共和国”的土壤不适，与整个生活的氛围有抵牾。很难想象当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农民、下岗工人、城市一般市民、待业者等）在说这句话时，那是一种什么效果。这情形很容易使人想到秦军校的摄影和老斯30年前在他老家农村土主一带看到的一个场景：一间土墙屋，顶上无瓦，四面透风，破烂不堪，惨不忍睹。这一家的家产按当时的币值计算，可能15元人民币全部买断。就是在这么一间土屋的门框两边，竟然还贴着一幅红鲜鲜的对联。我们认为，看到这一场景的感触与听到上面的言说，其效果是一样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这一说法本身是没有什么可去置疑的，因为它毕竟是正常条件下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愿望与生活期求。但当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一个人自身的生活境况与提出这种享受的前提相差万里时，这种说法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尽管“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只想问的是，在如此空洞和匮乏的时代，在如此需要解毒和排毒的时代，我们真的能够去享受吗?我们真的享受得起吗?大家知道，享受是有前提的，这前提就是有，有的前提是人之劳作、操持与心性的投入。恐怕这后者就不属于享受之列了，除非我们把它们本身看做是一种享受。
一般说来，要创造出一些可供我们享受的东西，就非得有一些非享受的东西预先地投入。这就要求我们内心中要有某种创造性的实力，不仅有炽热的个体生存情态，而且还有明确的价值偏好和伦理导向。我们不能一味地、不假思索地高呼什么“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之类的口号，乱说一些徒托空言的假话。因为享受首先得有可用于享受的东西，在享受之前，必须有一个属于非享受范畴的创造过程。因为真正的享受不仅有享受的主体，而且更应该有享受的客体和享受的对象。一个没有客体和对象的享受主体肯定是一种精神妄想症的范例。
那么，请我们环顾我们的四周，在一个生物学导向占绝对优势，人的思想、精神、灵魂、信仰冲动彻底被压抑，从而导致文化、哲学、宗教成果近乎于零的环境中，我们又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去享受的呢？如果一个人不能去享受属于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诗歌、思想、哲学、神学的财富，那你剩下来只能享受到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不外就是些川菜、海鲜、麻辣烫、麻将、“春晚”、练歌房之类么？所以在一个没有文化财富，没有文化消费，没有文化市场的国家，人们所说的“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究竟能够怎么个享受法，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那不是明摆着的么？他们所说的“享受生活”实际上是享受生活之某一层面的生理性感乐；他们所说的“享受每一天”只能是享受每一天中的某一个消遣性瞬间。
在今天这种环境条件下，提出“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这一口号显然有点不自量力，自视过高，并且显得与国家的刚性政体格格不入。我们认为，这一倡导与我们生活的现实相距太远。与其说这样一句大话，不如说一句更实在的话：为了能够真正享受生活，享受每一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吧。
10、人身攻击
错误说法：人身攻击
建议改为：人格攻击
改正理由：也许中国人的文化早已被设计成了一种“身”的文化，一种以“身”为中心、以“身”为重点的文化，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不仅“身”的位置特别突出，而且与“身”有关的词汇也特别发达。比如“本身”、“亲身”、“吾身”、“自身”、“出身”、“终身”、“舍身”、“失身”、“伤身”、“养身”、“保身”、“献身”、“轻身”、“安身”、“修身”、“翻身”、“紧身”、“进身”、“身不由己”、“以身相许”、“自身难保”、“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身家性命”、“明哲保身”、 “三省吾身”、“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等皆是。
并不是说这种由“身”为核心的构词法构出了大量的“身”字词令我们感到吃惊，而是说这里面的大多数“身”字词它们指称的并不是“身”，也不是“体”，而指的是“心”，指的是“灵”，指的是一种心理事实、主观对象，指的是一种精神状态、意识存在。这就怪了，即使在针对心灵、主观、精神、意识的地方，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身”、“体”这样的词来指称。由此可见，他们那种“身”的意志是何等地强烈，何等地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又是何等地变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下意识和潜意识。
由于中国人重视“身”而极易引起的口误也表现在“人身攻击”这一日常的说辞里。细心的人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明白，中国人平时说的“人身攻击”其实并不是指对人肉体和身体的攻击，而是指对人心、人格的攻击。比如吵架、拌嘴，比如笔墨之战、纸上论争，这些地方双方实际上动用的都是语言，只不过语言比较恶毒，比较过激，但无论怎样恶毒、过激，它们都不会涉及到肉体，也就不存在肉体伤害、“人身攻击”一说。不信？请大家回忆一下，往往人们在指责对方“人身攻击”时，多半是这些吵架拌嘴、笔墨官司的场合。而这些场合根本就与人的肉体无关，更与肉体的伤害无牵，何来“人身攻击”一说呢？在这些场合由于使用了恶毒的语言，它伤害的肯定是、也只能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理、人的尊严。所以说它实际上伤害的是人的人格，因为人格指的就是人的精神自我、主性自我，是指存在于人内心中的那种自爱、自信、自尊的意识。
为什么在正该说“人格攻击”的地方，中国人老说成“人身攻击”呢？这恐怕还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一种一般的“口误”。而多半是一种下意识的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二人定义的文化，是一种集体为大的文化，所以，一人、个体的存在永远也不成其一种文化。在二人、集体文化的打压和淫威下，作为个体的人，实际上是没有立锥之地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作为一个独立之人的独立人格始终阙如，更谈不上成型、成熟。也许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形成一种可以被真正称为“人格”的东西，没有形成过一种能叫做“主性自我”、“精神自我”和“独立之思想自我”的东西，所以，即使在该用“人格”、“精神”、 “心灵”的地方也只好用“身”、“体”、“肉”之类的词来代替。当然，即便这个悲惨的事实是存在的，我们还是提议在上面的场合把“人身攻击”改为“人格攻击”。因为说“人身攻击”明显与事实不符，道理上实在讲不过去。
11、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
错误说法：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
建议改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还会有许多
改正理由：这又是一句在社会主义中国非常流行的格言，出自在学大师列宁之口。这是他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个著名观点。当然，它同时也是无神论、唯物论思想的一个最经典和最简略的概括。
“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如果这句话出自一个地痞、流氓、无赖之口，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但出自像列宁这样的革命导师、国家元首，出自像高教哲学教授、社科理论家之口，就令我们匪夷所思了。世界上怎么会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都没有呢？这话从何说起？
我们先暂且不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究竟有没有其他东西，比如思想、情感、理念、灵魂、精神、宗教、道德、艺术、文化之类。就拿物质本身来说，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字就能完事大吉。我敢打赌，不说其他，仅就对物质的理解而言，恐怕唯物主义者也不会比唯心主义者全面到哪儿去，深刻到哪儿去。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了“心”，那“物”不仅是不好理解的，而且是无法定义的；对“物”真正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必须借助同样全面而深刻的“心力”。心与物是一个大对体，就像静止与运动、物质与反物质是一个大对体一样。没有静止，何来运动？没有反物质，何来物质？同样，没有心，何来能够被人所定义与理解的物？何来对人来说才会有意义与价值的物？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你既然相信运动的存在，怎么能够去否定静止的存在呢？你既然承认物质的存在，怎么能够去无视反物质的存在呢？因为大对体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是如影随形的一在两维。如果抽掉了一方，那就意味着拿走了另一方；如果拒斥了一方，那就意味着否定了另一方。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物质。其实，“物质”这个概念并不像一般的唯物主义者们所理解的那样粗糙和简单，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存在实体、一些基本粒子就完了。现代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存在粒子人们都是用像自旋或电荷之类的量子数集来描述的。所有的存在都不是粒子的存在，而是粒子概率的一种统计学结果。即存在是一种概率统计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刚性实体的存在。我们知道，每一个粒子都有对应的反粒子，它具有相反的量子数。于是，有带一个单位负电荷的电子，就有带一个单位正电荷的、作为电子之反粒子的正电子。至少从理论上讲，构造完全由反物质组成的反原子应该是可能的。我们还知道，一旦粒子遭遇到其反粒子，他们就会相互湮灭。尽管在湮灭的过程中会有大量能量的迸发，但湮灭的结果却是物质的消失。即让湮灭之前的物质变成非物质，让有归于无。无论是湮灭还是非湮灭，无论是有还是无，它们都属于发生在存在中的宇宙事件。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事实，或者说是宇宙中的一个存在样态。也就是说，世界上既存在着运动着的物质，也存在着没有运动的非物质，或至少存在着像湮灭之后的非物质存在的间隔和时刻。也就是说，仅从物质的范畴来说，世界上也不仅仅只存在着运动着的物质。
也许，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只适用于宏观的物理世界，而对物质的微观世界不起作用。因为按照量子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我们不能把物质的最小成分理解成“微粒”。“微粒”这个词实际上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用微观物理学的角度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可以独立于人的物质微粒。我们知道，在德布罗意之前，物质是被人们想象成一个具有质量、方位和速度的小颗粒。但在德布罗意之后，这一概念被推翻了。我们必须把物质描述成宇宙中的一种波。对于一个能量为E的微粒，德布罗意建议用一个频率为V的波与之对应，波的频率为E/h（其中h为普朗克常数）。这一描述的结果就是，微粒失去了传统的特性，比如位置、速度等，从而具有了一个特殊的量值ψ（r，t），成了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函数关系，即时间和空间的正弦函数。这个函数实际上包含了我们所知的关于微粒的一切。在经过了许多努力的失败之后，人们最终弄清楚了这个函数ψ只与微粒在某个时刻出现在某个地点的概率有关。于是，“微粒到底在不在这一点上”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了，人们要做的就是计算它在这一点出现的概率，而这一概率是以波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绵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准确地测定微粒的某些特性（比如它的位置、速度）也不再是正确的要求，因为这完全不可能。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就是用来说明这种不可能的。但这种不可能恰恰是我们力图描述的物质的本来性质。所以，物理学家勒布隆建议用一个特殊的词 “partiqule”来代替“微粒”一词（可惜“partiqule”这个词在中文里没有对应），这个词完全不是指一种物质，或一种方位确定的特殊的能量。也有人建议用“quanton”一词来定义“微粒”，这个词也是既不能指一个小小的被视为物质的微粒，也不指被视为空间中有固定性质的波，而是指一种 “自然倾向”，它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化，在与观察者的相互作用中显现。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以我们观察身边事物所得出的观念为基础去想象“quanton” 的性质。当我们去研究物质时，只可能观察到它们在我们的仪器里显现的样子。对我们而言，唯一的具体现象就是物体本身与我们为了观察物体所造出的一个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定义被观察的物体，必须将之设想为是与其他物体相隔绝的。但为了观察它，我们又必须有一整套的体系与被观察物相互作用。这种观察与定义之间的矛盾就导致了对定义的寻求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尝试。于是，物质的微粒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概念里剩下的只是我们与观察物之间关系的现实，而不是观察物本身的现实。我们努力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真正了解客观的存在，结果却是我们不断地在寻找一个可以更好地表现客观存在的模式。
另外，从人类精神的角度来讲，“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就更显荒谬了。怎么会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呢？有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人的感情、爱情、怜悯之情；比如人的审美、道德、宗教；再比如社会的法律、戒律和神律。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音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美学、哲学、神学。可以说除了运动的物质，世界上有的东西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列举也列举不完。怎么会除了物质，什么也没有呢？如果他们这种说法成立，那岂不是说连同他们的诸如“伟大的党”、 “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之类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么？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如果“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这句话是流氓地痞们说的，是只知道挥刀弄枪的屠夫武匠们说的，那我们理解。因为这句话作为无赖们的信条、下流者的格言再适合不过，因为他们要耍横、耍野，要施恶、施暴，这句只认物质，不认其他的箴言确实能给他们提气、撑腰、壮胆。让他们做起坏事来，不但无视任何法律、良心和道德，反而会精神抖擞，理直气壮，雄心百倍。
我相信，一个稍为正常的人，一个稍具人类良知的人，都不会说出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这样下作的语言。因为这样的语言不仅没有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说出了“伟大的真理”，反而还有某种蓄意要去蔑视美德、抵制善良、否定爱意的嫌疑。当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是在嘴上说说这句话，而是把这句话正儿八经地印在了他们的哲学教科书上。一想到这点，我想，人就可能只有倒吸冷气，猛冒虚汗的份了。我有时候真的会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喝了胆水，脑子中了毒？否则，他们怎么会去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下流得来不能再下流的奇谈怪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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