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中国已进入一个社会冲突的高发时期，最近发生的一些风波再次印证了社会内部矛盾的严峻。同时，中国也进入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国家的富强让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有了必要的基础。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甫一上台就迅速进入了角色，从他的第一次自然和接近民众的讲话中就已直接“点题”他的施政纲领----“民族”、“人民”和“责任”。随后，革新领导干部作风的“新八项规定”颁布，到谈民族复兴的强国梦，多次强调党内腐败的亡党亡国论，再到首次离京去中国改革摇篮的深圳等动作。中共新领导层展露出的这些最初动作，吸引了包括最悲观的绝大多数人，也与前任胡锦涛的循规蹈矩，隐忍木讷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看到新领导层的种种动作，不少人开始心情荡漾、跃跃欲试。他们粗浅认为中共内部深化改革要加速了，中共要向一切旧有的僵化制度开战了。有一群人甚至认为，中国“大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但事实果然如此吗？
熟悉中共内部决策的人大都清楚，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高层的种种动作绝不是西方民主选举式的“美丽宣言”，他们的确在有步骤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内部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确也在统筹运作向内部陈腐僵化的制度动刀，但并不是革自己的命。中共新领导层刚刚上台两个月，更决不能幻想他们要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动作，一步步地改革显然是更恰当的说法。新领导人当前展现出的诸多行为更多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更大改革进行力所能及的铺垫，试探各方的诉求与空气，阐述与引导社会改革的共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神经绷得相当紧，诸多阶层呼吁改革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如今社会上有风吹草动就能引发一场“群体性事件”的几率越来越高，各类言论领袖与公知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言官的角色。然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各级官员们或因一贯的官僚主义习性或对社会变化的失觉、无知、疏忽，或因体制的僵化，并不懂得危机处理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官员们跟不上这个社会转型急速变化的时代，“官本位”思维依旧占据主导。就是这样，即使正常的社会内部矛盾，也在瞬时间转化为重大政治事件，体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对现有制度极大不满。
中国的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状况。蓝皮书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蓝皮书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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