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庐山会议50周年之际，“文革”余孽朱永嘉撰文称，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不讲“技巧”，结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马立诚在200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撰文予以驳斥。马立诚说，曾经喧嚣一时的“左”的东西重新泛起，屡见不鲜，值得警惕。
庐山会议旧址
曾经沧海的朱永嘉先生近来有不少文章问世，再度活跃。
朱先生上一次活跃，是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凭此“功劳”，出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并一路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其红紫轨迹，与“文革”相始终。“文革”结束，朱先生以“积极参加‘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罪”，获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为他不但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得以在幕后一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内情，而且还亲身参与了诸多大事件的处理。更何况，朱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朱先生总是小心规避那个10年。他的文章多是评论当下社会现实，偶有触及“文革”的，竟不乏赞誉留恋之词。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学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昧。朱学勤说，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内情，对方总是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是指王张江姚。
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庐山会议50周年。朱先生不失时机地推出《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在香港发表，同时在内地网上广泛流传，颇引起一些议论。庐山会议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这里有几行铁铸般的结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几行结论，得来何等艰辛，它包含着多么沉痛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血泪！这个实事求是的定论，绝非某些人轻飘飘说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毛泽东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与众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因在于，朱先生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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