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海南沿二十六号院，张伯驹、潘素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
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树龄的丁香树下，张伯驹和潘素的独女、年近八十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娓娓讲述着父亲的往事。
张伯驹（1898-1982）与潘素（1915-1992）
张伯驹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他胸怀坦荡，性情率真，堪为名士。但他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前半生可谓“万峰叠翠到人前”，后半生却“残酒未消春又暮”。他出身高门大户，人称“民国公子”，一生佳人相伴，醉心收藏，最后还珠于民，一身的名士风采；与此闪耀身份相悖的是他另外的身份伴随了他后半生的主要年月：“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走资派的马前卒”。
张传綵说：“‘文革’中，陈毅替党向我父亲道歉，说‘没想到你那么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了出来’。后来，有人问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我父亲说：‘此事太出乎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政坛风云让父亲毅然脱下军装，离开军界
我父亲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
父亲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幼年就离开了项城。但是，他终不能忘怀养育他的故土。后来，他的诗、文、书、画落款，一直沿用河南在历史上的古称“中州”，自称“中州张伯驹”。
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幼年入私塾，七岁随我爷爷到天津生活。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我父亲和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一起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小学毕业后，我父亲跟随我爷爷到了北平。
父亲所处的青年时代，正是革命浪潮猛烈冲击清王朝统治的时代。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我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
1914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父亲这年刚十六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我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
从模范团毕业后，父亲到陕西都督陆建章部下任职。1916年，因洪宪帝制遭到全国各地抵制，陆建章被属下陈树藩赶走，父亲又回到北京。这年，父亲和袁氏诸子都已是翩翩少年，政局的变化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次年，张勋复辟事败，父亲到蚌埠倪嗣冲的“安武军”营务处任提调。不久，安武军改为陆军，倪嗣冲改任长江巡阅使，父亲任长江巡阅使府諮议。倪嗣冲后因精神失常而辞职，父亲也随之赋闲。
张勋复辟事败，爷爷张镇芳身陷囹圄。此事像一层浓重的阴影罩在父亲的心头，给他以强烈的震动。
1921年，爷爷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主管行务，爷爷则在家养老，每年除股金红利之外，另有一笔红利，可分到三万多元，直到1933年爷爷去世。
1925年，奉军进驻北京，张作霖成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政坛上风云变幻如同儿戏一般，父亲眼见政治黑暗，且经历了这一系列变故，又目睹爷爷在官场上沉浮，他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毅然决然地脱下军装，离开了军界。他辞去在旧军队中的一切差事，解甲从商，子继父业，后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后盾，生计无忧，才使得父亲后来醉心于文化。
在奶奶眼里，父亲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有出息，不争气，要他加入金融界。他对奶奶既不公开表示反抗，也没有听从之意。他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此时父亲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到一方天地，各种古书陪伴他送走了漫漫的夏日冬夜。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到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深厚的旧学根底，其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一生中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可是，在他母亲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也不出去做官，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
这年，父亲三十岁。父亲说三十岁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他说：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三十岁开始学诗词，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艺术，此时他成了票友，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后，父亲无奈答应子继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
虽然当了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但父亲对商人的斤斤计较和毛票换大洋的把戏毫无兴趣，他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这样一来，他不问，别人求之不得；别人不要他问，他求之不得。
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这些东西。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的确，这个正在中落的豪富之家最终倾家荡产。
“民国四公子”中，父亲与寒云过从甚密，交谊笃厚，寒云是父亲早年的亲密知己
因为相似的家世背景及喜好，人们把父亲和其他三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另外三位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
在“四公子”中，父亲与寒云（袁克文）过从甚密，交谊笃厚。可以说，寒云是父亲早年的亲密知己。他们既是同邑，又有姻亲，更重要的是他们性情相近，志趣相投。
寒云才华横溢，“志在做一名士”。
一天，父亲去看望寒云，适逢他心情不畅，闷闷不乐。父亲规劝他作诗填词以排遣不快。寒云兴致顿起，拿出自己的一首新诗递与父亲看。诗曰：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父亲吟至“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时，双眸霎时充满欣喜之色，连声称妙，父亲对表兄委婉劝阻其父称帝感到欣慰、高兴。
父亲和寒云常出入天津的国民饭店，常邀请沽上词人王伯龙在饭店结社唱和。一群文人名士聚集一堂，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父亲与寒云合绘红梅，父亲挥笔写枝干，寒云洒点红花，然后各题词其上，一时被人称为“项城两才子”。
父亲与寒云不仅共填词，还常常同台演剧。当时，父亲登台演戏，以“冻云楼主”名，故他和寒云被人称为“中州二云”。
父亲与寒云作为公子王孙，虽出身名门贵胃，却偏偏又鄙视世俗，所以不仅受外人非议，也遭亲友谗毁。两人每每促膝夜谈，不无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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