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纵观中共发展史，建国前做的较好，而在建政后，贪污腐化逐渐从个人做案发展成为窝案，到了周永康牵涉到石油系统、政法系统以及四川帮。王岐山带领下的中纪委虽然掀起了反腐风暴，但“老虎”抱团长大的现实，却让人不得不怀疑，难道中纪委这把利剑已生锈？
一个50多人的政党，为何能将盘踞在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国民党赶到台湾？为何能在90年间发展到拥有8,000万成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抗体，所以能纠正错误不断前进；不断清洁自身，坚决反对腐败，更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井冈山茨坪西南面的荆竹山有一块长3米、宽2米的花岗岩，因为曾遭雷击，故名“雷打石”。这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发源地，1927年10月，毛泽东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同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这个机构屡屡发功，查出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和肖玉璧案五大腐败案，尤其是黄克功和肖玉璧的两个案例，更是向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宣告了党坚定的反腐败决心。纵是劳苦功高，只要触犯党纪和相关制度照样会受到惩处；纵是标的额少，但执法者一样要秉公办案，不留情面。
抗战时期，各边区民主政权都将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这些惩办措施甚至严厉到“不近人情”，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2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鲁豫地区规定贪污70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的腐败自上而下，不仅中国人民对他们的贪腐丧失信心，就连美国人都忍无可忍。当蒋介石领导下的四大家族大肆分刮美国给中国抗日和打内战的美援后，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被激怒了，“他们是贼，每一个人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政府的上十亿美金里，偷取了将近七亿五千万美金。他们偷了这笔钱，却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投资于纽约的房地产。”
就是这种鲜明对比，使得共产党深得群众拥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原因。
不过宋美龄也曾有过妙论：我承认，（共产党人健康廉洁）都是真的，但是，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这句话很快就应验了，建国不过2年，刘青山、张子善案浮出水面。虽然在毛泽东的高压严惩下，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了。但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两声枪响”管了20年，更根本的原因是频繁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极大地震慑和遏制了当权者。
以社会濒临崩溃为代价的反腐是不可取的，但是“糖衣炮弹”仍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老虎苍蝇却曾出不穷。腐败规模却越来越大，从单打独斗变成腐败分子开始组成的腐败团伙，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
当时间进入21世纪，猛然发现，腐败竟然越演越烈，“窝案”曾出不穷，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到周永康案可以发现，“鸡犬升天”的不只周永康的亲属家人。随着他步步高升，围绕其四周的权力同盟也越来越强大。以周永康为中心，权力与利益将其周边的人结成了千丝万缕的网，网里输送着权力、金钱，以及政治利益。然而一天森林不是一天能生长出的，周永康的关系网也不是一天可以结成的，当周永康这只大老虎茁壮成长时，中纪委又在哪里？
十八大后，王岐山虽然对中纪委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并领衔中纪委掀起了反腐风暴，但《金融时报》的评论指出，中纪委目前依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这是因为，中纪委扩权的着力点仍然是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控制和监督，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密集反腐来重塑权威与声誉，而不是在根本上实现制度上的变革。
所以无论打掉多少只大老虎，总会有更多的老虎前赴后继，中纪委如果背离他的目标，即“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转变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那中纪委只能疲于打老虎，如果防“虎”于未然，这柄利剑恐怕会一直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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