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引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受审时所呈之“八年来的回忆”自白（又称《陈公博的自白书》），于1945年11月于南京所写，全文约两万余字，曾在各报章发表。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政府内第二号人物，曾被视为汉奸。汪精卫死后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最后被捕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陈在本文中回忆了抗日战争中南京政府的作为，对于汪精卫的政治主张，陈公博坦言：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南京政府要员王揖唐赴日本访问前与“上海市长”陈公博见面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闷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白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之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总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的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人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指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要考虑一 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半，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覆，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于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那时邢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那年十二月汪先生于中央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覆，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特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和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常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彷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万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种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天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税，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至到离开重庆，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渖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然幸而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国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之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能一促而几。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十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
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后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先生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同意做意大利大使，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为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在二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责任。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成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迁汉，常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的分立。在十八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禽议。至今回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更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我对于第四第五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最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从何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过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常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藉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无法可辩。我也无法可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故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日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前一日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覆，交周海佛，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去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令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度，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是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止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先生覆我一电，说“弟为爱国爱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面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纶。我到了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以为非中国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瞩咐他最要紧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有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致于组织政府。那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逐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那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在上海住了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一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这那里是基本和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覆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此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到香港的，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出一个办法，我不是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要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般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二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布基本条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对基本条约不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谈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份子，我所稍为谂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因职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谂熟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雄。在上海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迳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或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覆：“是的。”他们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劝也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了。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处在一个中闲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常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成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我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当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我自己也决定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那么签定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将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照这样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盛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了不好影响，也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问这是何解？我说，“一般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谅解中一个证明而已。”其后无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是一样反对，并且对任何各界人士，我都这样解释和宣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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