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的青石板下，隐藏的可能是宝藏也可能是虫豸。如果说，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最具标本意义的，莫过于当下在中共反腐风暴中后来者居上的山西。它绝对是一个值得解剖的“五脏六腑”俱全的“麻雀”，犹如一个深邃的“黑洞”，不断将官员卷噬进去，不给人以“逃逸”的机会。三任太原公安局局长相继出事，三任高平市主官前赴后继落马……绞肉机一旦运行，便以难以遏制的态势席卷而来，将任何有可能的人们的裹挟在它的刀斧之下。
山西官场地震2014年至今落马超过20人，其中大多为山西本省籍人。实际上，从历史上来看，山西籍官员便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而有趣的是，这股政治势力总能相对来说保持“独立”。从当年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到此后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北魏，还有以此起家的大唐，皆能“进退裕如”。唐末继起的后唐李克用政权、后晋石敬瑭政权、后汉刘知远政权曾以太原作为割据政权的首都，而北宋初年也是位于山西的北汉刘崇政权最后一个被收入囊中，结束其长达近三十年的割据地位。所以说，无论最后功成还是身败，山西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其特别的意义，称雄一时乃至宰割天下者并不鲜见。
明清之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为山西人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自此起，晋商甚至参与与后金的走私交易获益丰厚。一般而言，凭借与朝廷的特殊关系而非自由经济体系的竞争，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形成所谓“官商经济”（或称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晋商与粤商、徽商、浙商、苏商并称“五大商帮”（另一种为潮商与徽商、晋商并称“三大商帮”），山西票号曾畅通天下，富可敌国。但也正是因此，由于过于依赖政治的变数，晋商衰落的种子早已埋下。
民国期间，出生于山西五台的地方势力阎锡山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从1917年，在中原混战不休的时候，“阎老西”却能守住一方净土，成为当时割据力量最为重要的一支。劝课农桑，备战备荒，山西因此而大治二三十年之久。直到抗战局势急转直下，山西全境沦陷才终结。中共建政以后，鉴于中共之前在山西的经营，山西籍的军政高干开始受到重用。文有薄一波等人，武则有徐向前等。但相对来说，山西政坛势力仍然十分薄弱。即便是此后华国锋、姬鹏飞、陈永贵、薄一波等人跻身最高层，但大多数其所肩负的山西籍政坛力量的色彩并不浓厚，既不可能形成帮派，也不会结成利益集团。不过，这种政治势力绵绵不绝。薄一波曾在邓小平时代达到势力的巅峰，号称中共八老之一，而其子薄熙来的仕途一度被高看。然而，突如其来的凶杀案却彻底葬送了薄一波家族的“一脉单传”。其余子嗣更是尽可能远离政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则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但因涉厦门远华走私案和出卖军事情报牟取暴被判无期徒刑。徐向前之子则跻身中将，曾任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但与山西地方政坛的交集未见公开报道。
在当今中共政坛中，的确不乏山西籍贯的省部级高官，甚至连刘云山、王岐山两名政治局常委都出自山西。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有盘根错节关系的群体在近期负面新闻不断。山西平陆普通军人家庭出身的令计划家族则一度炙手可热。作为胡锦涛时代大内总管的令计划虽然在十八大后远离权力中枢，而今面对的却是山西平陆老家频频掣肘。先是6月份兄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落马，接着姐夫、山西运城副书记王健康也一度深陷被查传闻消失近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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