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革期间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工作六年，最后全身而退的李传俊先生的回忆录。原载2012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原题为《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李传俊所接触的几乎是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的所有最高党政官员。特别是那时风云一时、炙手可热又不可一世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后来被称为“变色龙”“小爬虫”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期间红得发紫，最终被清算的大人物。本文不仅把我们带回到近五十年前神州大地风雨如磐的年代中，也让我们了解跟理会了许多当时人们除了跟着瞎喊口号起哄，根本不明就里的事件和人物命运沉浮中的真相和原委，譬如莫名其妙的杨余傅事件。还让我们能够近距离地窥探到那些当年颐指气使、刚愎决断、言如刑律、信口雌黄、朝令夕改、霸气凌人、一句话一个口号就可以致人（或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种现象、一派潮流、一件公案）于死地或翻生的大人物在人们见不到的革命场面背后的众生像。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诸如康生在临终前一再嘱咐死后将所有穷其一生精力搜集来的文物宝贝全部交公，不留给子女，当今权贵恐怕无一人能作此决定；在公审四人帮时阴郁冷面、始终不发一言的张春桥，竟然喜欢听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还经常哼哼小调转转圈等等，把这些在新闻记录片中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政客还原成立体的人。这些故事和场景，加强了此文的可读性。当然，李传俊也透露了许多关键时期非常事件的第一手记录，例如杨、余、傅为何顷刻之间就被打倒；汪东兴密嘱李传俊“伍豪事件”至死也不能说，以及一向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比其他老同志要响亮得多的杨成武竟敢与江青“激烈争吵”，以致江青竟然怒拍桌子等等细节。
口述人：李传俊，1942年8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口述时间：2004年7月30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李传俊（简称：俊）：我是天津人，长在北京，1962年2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1966年8月我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机要参谋，总政通过北京军区调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办事组）工作。那时，军委三大总部和军事院校搞运动，所以总政只能从野战部队调干部充实到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从全军各部队调来的有宋伟、田会贞、高长山、张根成等，包括记者站记者在内有一百多人，都是资格比较老的营团职干部，他们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是最年轻的。不久，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又调来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王道明、廖初江等。
最初，我搞文件收发，干了8个多月。1967年4、5月，王道明调任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总支书记，他就把我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下属的电话联络组负责电话记录和领导交办事情。电话组分市内、市外两个小组，都是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重要的写成《要事汇报》打印分发给中央常委、中央文革成员。1968年3月办事组出事，王道明等隔离后又调我到办事组值班室工作，还当了办事组党支部书记。
李：您在电话组的时候，都接到过什么内容的电话？
俊：反映什么问题的都有啊。比如来自大专院校的，清华大学除蒯大富，还有潘剑虹（她自称“潘总理”），北航的韩爱晶，地质的王大宾，北师大的谭厚兰等，都是造反派头头打电话反映情况，主要反映的就是派性斗争。
另外，我还接到内部电话。比如，一天晚上接到总政主任萧华的夫人王新兰的电话。她说：“你们管管吧，报告一下江青同志吧，红卫兵把萧华给抓走了！把我们的电话线给掐断了，你们过问一下吧！”还有老帅们的家里打来电话，红卫兵要冲老帅的住宅，要求保护或反映情况的。
还有就是武斗的事。比方说广西柳州出现爆炸事件，请中央文革赶快支援，我们赶紧写记录报送，中央文革批示让杨成武去处理。
王广宇（简称：王）：一般市内电话、外地长途电话主要是造反派的头头，应接不暇。
李：电话对社会公开吗？
俊：有一部市内电话是公开的。当时有三部机子：一部红的，一部黑的，一部保密机。
电话最多的还是黑机子，也就是造反组织负责人来的电话，一会儿一个，都是当时比较大的单位。最忙的时候连续不断，昼夜不停。还有长途电话也是不停的。
李：接电话有什么规矩吗？俊：规矩就是做记录，有记录本，重要的就要详细记录。比如萧华夫人的电话，什么红卫兵冲击老帅住宅，这就算是重要的事了，还有各地武斗求救，都是大事啊！写完电话记录以后，送给中央文革成员，让他们来处理。
李：这些规矩是谁定的？
俊：各组都有组长，市内电话组长是宋伟，你认为这个重要，就让他看一下，决定报不报。因为电话太多，后来我们就自己做主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出事后，好多人被抓起来，上面派李讷当组长。李讷说过，有重要的一定要先送给江青。这是她给定的规矩，而且要求保密、封存，谁也不要说，只能跟她说。
李：她说的重要电话指什么？
俊：大部分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说“主席的儿子”认亲来了，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呢，接见不接见？好几起这事呢！对这类事我们只能记录，再密封起来，让李讷看。
阎长贵（简称：阎）：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信件，报告江青，她说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接电话的一共有几个人？
俊：长途电话组有田会贞、高长山、陈军明，市内有宋伟，后来是我和姜才熙，还有济南军区的一个干部，叫什么记不清了，也是四五个人。
开始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伙食非常好。王道明来了搞革命化，写大字报，倡导夜餐费由五角钱（国家补贴的）降到三角钱。大家在大字报上都签了字。
工作人员纷纷出事
李：文革，特别是初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乱，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据我所知，作为运动的大本营，中央文革也不例外，工作人员纷纷出事。
俊：他们几个人（指阎长贵、王广宇、矫玉山等----整理者注）出事了，当时我蒙在鼓里。抓王道明的时候我在场，起因与“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有关，那个场面我也亲历了。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找鲁迅手稿，当时钓鱼台东门警卫电话请示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带着他的秘书进了十六楼。傅崇碧进来后，直接往会议室走，气冲冲地说：“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他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来到了十六楼。他们刚一到，江青就过来了（江青住在钓鱼台十一楼），她声音特别大：“谁让你们进来的？还发脾气！你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时她已经在会议室了。江青冲杨成武吵了起来，我在值班室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还拍了桌子。接着，江青就通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十六楼会议室，江青大声指责他们俩非法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连忙解释说是总理交给的任务，找鲁迅手稿，而且强调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鲁迅手稿的。江青马上反驳：“胡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鲁迅手稿，谁指使你们来的？”这个时候江青就胡说了，指着傅崇碧说，“你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我在现场，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秘书很紧张，我看见他直流虚汗，有点虚脱。后来我才知道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员卜训荣，海军航空兵部的干部，他说鲁迅手稿后来是在保密室找出来的）。
事后时间不长，大概是1968年3月24日，中央就在大会堂召开团以上驻京干部大会，毛主席和林彪也出席了，当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宣布杨、余、傅反党，对他们隔离审查，而且宣布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之后，王道明、周占凯、张根成等陆续被拘留了。
李：王道明他们是什么时间被拘留的？
俊：记得是3月24日以后的两三天的晚上七点多，江青和总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在十六楼会议室开会。中央警卫局二处的警卫人员叫王道明、周占凯进会议室，随后就把他俩人的领章和帽徽撕下来了……因为我在值班室紧挨着，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训斥王道明：“你胆够大的！你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迫害许广平？是什么目的？”原来王道明、周占凯曾经受戚本禹指派看望许广平，告诉她：“你要注意，你要跟郑公盾划清界线，郑公盾是特务，你不要跟潘梓年、郑公盾有联系，他们都是特务！”许广平很吃惊，加上因找不到鲁迅手稿着急、生气，心脏病发作就去世了。江青问王道明有没有受戚本禹指使到许广平家去过？王道明说有。江青发了很大的脾气：“带走！”然后警卫二处的警卫车就把他俩人带走了。被抓之前，王道明看到戚本禹、阎长贵、矫玉山等出事，已经吃不好睡不好了，整天心神不定，唉声叹气，话也不多。因为办事组工作人员中他最小（1944年出生的），戚本禹给他起名叫“王小兵”，是沈阳军区标兵连指导员，当年讲“拼刺刀的辩证法”，在各大报纸发表文章，很有名气。那一段，王道明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人们都说王小兵你不能这样啊，你是总支书记。他说：“唉！什么总支书记呀！”因为好几个人陆续被抓，他预感到事情不好了。文革结束后，我见过周占凯，他是济南军区空军干部，他不谈此事，他说不谈国事，他爱人也嘱咐，以后再也不干这事了。听他说王道明受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病，出狱后回鞍山他父母家了。
李：鲁迅手稿到底是怎么回事？
俊：把王道明、周占凯带走以后，紧接着把保密室卜训荣叫去了，江青训斥卜训荣：“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告诉我们？这么大的事瞒着！”卜训荣说他不知道那几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确实他不一定知道，因为鲁迅手稿在保密室铁柜子上边的几个箱子里，是戚本禹带着韩树信（韩树信是中央文革调查组的，调查组撤销以后叫他办了一段《要事汇报》）从文化部取来放到保密室的。江青狠狠批卜训荣一顿，吓得他直哆嗦，我们在场也很害怕。因为和我们一同工作的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等都被拘留了。
后来我还目睹了批斗他们的场面。1968年6月在记者站（全总干校，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整理者注）批斗王道明、王广宇、周占凯、矫玉山等，是李讷组织搞的，我跟着她去了。李讷指挥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一百多人批斗他们，一片“打倒王关戚！打倒王关戚黑爪牙！”哎呀！她一看，说不行，不保险，怕出事（就是怕打死人），她建议把他们送秦城监狱。
王：我是从监狱里拉回来被斗的。有人说是记者站老干部写信反映情况。要不然确实会被打死的，非打死不可，打得够呛！
俊：李讷当时说这儿不保险，回来得跟妈妈（江青）说。后来我知道，江青同意后都送往秦城监狱了。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人员被关押、受审查的多极了！随便举一个例子：2002年2月我母亲住在301医院肾内科病房，恰巧她跟徐学增住在一个大房间，都是重病号。徐学增原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负责人，南京军区老干部，当时已昏迷，我问他儿子，他说爸爸原是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就是这段历史把我爸爸身体给糟践了。清醒的时候，我就问徐学增，我说我那会儿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他点点头，他说他那一段关起来受罪了……我觉得矫玉山几个人被抓走跟看江青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有关系。1967年7、8月的一天，香港画报社寄给中央文革一包画报，矫玉山几个人打开一看，都是江青30年代当明星时候的照片，有穿旗袍的，还有跟唐纳的照片、画报，我到现场时已是尾声了。他们意识到这是“防扩散材料”，又包上了。其实这事不说也就过去了，可是矫玉山向戚本禹报告了，戚本禹说你们还是向姚文元报告吧（他是回避这件事）。报告姚文元后，他说：你们把来龙去脉写一下，怎么回事，当时有谁看了，你们都写上。矫玉山写完之后，姚文元就把报告送给江青了。矫玉山后来被抓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
阎：矫玉山跟戚本禹一起抓的，是1968年1月12日。
俊：是的。
当时谁得罪了江青都没有好下场。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江青当年的权势有多大。1967年8月的一天晚上，王道明让我跟他去北航找韩爱晶，让韩爱晶把一份资料整理完整一点，这样才好上报领导。什么资料我不知道。王道明骑摩托车带着我去的北航，回来的时候都凌晨一两点了，途经海淀双榆树被当地的人给拦住了，有很多人，还要打我们。王道明少年气盛：我们是中央文革的，你们敢拦？我有证件！当时我们有个新华社记者证。回到钓鱼台，王道明就报告给戚本禹，戚本禹又报告了江青。江青火儿了：这还得了！中央文革的人在外头受人拦阻，找傅崇碧！傅崇碧出动了卫戍部队，把这些人带走了。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她的厉害----连宋庆龄看电影也受到她的限制。有一天，宋庆龄办公室秘书来电话，我接的，说首长想看一些电影。宋庆龄秘书还列了一个电影名字的单子。我们把电话记录给江青，江青不让她看那么多，说给几部就行了。
李：宋庆龄看电影还得报给江青批呀？
俊：当时调电影片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都要经过江青的同意。后来我看单子上大部分都被删了，也就剩下五六部吧。
李：江青对您发过脾气吗？
俊：没有，因为我在她面前没办错什么事。
李：江青批评人就看办错事不办错事？
俊：不，不是。她批评人主要看她心情。她不高兴的时候见谁都 。她疑神疑鬼，经常发脾气。有一次我特别害怕，我去给谁送材料，走得很快，回头时没注意，把江青撞着了。哎呀，我当时吓坏了，她倒没说什么，护士小周（周淑英）马上扶了她。那一次真是挺侥幸的。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办的是老人家的事。比如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那是他老人家要打倒的呀！他们只不过是个执行机构。
俊：对，是执行机构。老人家利用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利用了学生，就这么个利用关系。
李：您感觉这种利用有多少是所谓政治斗争（或者权力斗争），有多少是出于所谓“革命理想”，比如我打倒他不是只为打倒他，而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要反修防修呀？
俊：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把刘少奇打倒，按照法律程序绝对是不合法的，也不合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学生无法无天，给刘少奇罗织好多罪名。中南海中办的工作人员斗刘少奇斗得很凶。
李：您在现场吗？
俊：我去过一次，当时场面非常大。我看到大标语、大字报非常多。批斗他的都是中办工作人员中的造反派。
阎：那时候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斗刘少奇主要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1966年底或1967年初，我还搞过一期简报，题目是：《中南海动起来了》，就是指中南海贴刘少奇的大字报。
俊：是啊，实际上主席的意思还是想把刘少奇搬倒。
王：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亲自跟刘少奇说，谁要打倒你呀，我才不打倒你哪！----当时咱们俩（指和阎长贵----整理者注）不都在场听见的嘛。后来，实际情况证明并不是这样。
李：以您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经历，您能说说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俊：哎呀，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讲不清！我觉得《历史决议》写得还可以：领导人错误发动，是一场内乱。他们之间都相互利用。举个例子，你说林彪，为什么林彪的位子那么高，第二把手？因为文革需要军队支持嘛！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里的威信很高。我那会儿在部队里，一说林副主席，不得了！部队传达文件都说林总的指示，他发布命令绝对能一呼百应的。主席看到了这些，必须得利用林彪，发动文革需要军队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也是被利用的。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是能写点文章（主席说“我给你那么多官你都丢了”）。这批人当然按照主席的意图来搞了，实际上主席不便说的事、不便办的事由他们去说、去做。江青也是这样，主席给她写信：要她“像杨子荣那样深入虎穴，大胆谨慎，要有勇有谋”。让江青出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比组长还组长，几乎都听她的，她一手遮天。至于文化大革命说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统统不过是招牌。毛主席是看到了干部脱离群众，看到了官僚主义等等，而在今天这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没有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想法：要监督，谁来监督啊，不仅要党内监督，还得要党外监督，关键在于政治民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