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警方9月11日逮捕了北九州“工藤会”的首领野村悟和二号头目田上不美夫，福冈县警这次兴师动众的“大扫荡”使得近来偃旗息鼓的日本黑社会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本来，雅库扎（日文:ヤクザ）这三个假名字母代表的是日本传统纸牌游戏中的8、9和3这三个牌面，根据规则这三张牌面乃是一手臭牌、因此久而久之“雅库扎”一词变成了社会中“失败者、失意者与落魄者”的代名词。一群游离于社会主流秩序之外的失意者，想要通过旁门左道来经营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一不留神便会掉进危险的漩涡。
以日本社会的一般观念来说，黑社会分子是与普通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的特殊人群。在日语中，雅库扎指“以暴力为后盾，进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偏差行为人群”。
不过在平时，普通人在日本与黑社会成员是很难发生正面接触的。在雅库扎的世界中，正常人类的家庭伦理被一套以“义父”（日文:亲分）和“义子”（日文:子分）关系为代表的假拟的血亲关系的价值观念和以之为基础的等级体系所取代。一个黑社会成员从踏上雅库扎的道路之后，终其一生都不能摆脱由这样的价值观和等级秩序所织成的罗网。正如曾经混过横滨黑道的日本右翼社会活动家野村秋介所指出的，雅库扎和企业家、政治家不同，这不是一种职业。职业可以改换，但雅库扎的身份却极难洗脱。另一方面，日本的黑社会组织亦不同于以真实的家族为核心的意大利黑手党，而更加带有亚社会组织的色彩。自然，这种日本型黑社会组织的形成离不开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一次次巨变。
17世纪初叶，江户幕府以武功奠定了二百余年的统一基业，针对社会风习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生活习惯进行了严厉的约束。当时赌博是被严禁的犯罪，而色情业也属严格管理的限制性行业。所以在19世纪之前，带有组织性的黑社会并没有在日本形成气候。但在19世纪之后，一再爆发的全国性饥荒和幕府统治的松弛，众多逃荒农民流入江户和大阪等都市谋生。为了生存，这些流民自我组织起来从事着幕府所禁止的赌博业、并逐渐干起了在市场收取保护费等“标准的”黑道营生。这些流民在当时被称为“博徒”、这个称呼带有一点“无法无天”的意思，倒是蛮符合黑社会的特性的。还有一部分流民在寺院和神社举行的庙会中从事一些贩卖香烛、香油的小买卖，这些在当时被称为“的屋”或“香具师”的小商贩，也会时不时的做一些非法的买卖。所以“的屋”与“博徒”也被认为是日本黑社会组织的两大源头。必须指出的是，江户时代的流民（日语为无宿、意即无家可归）是身处社会最低层的贱民，是受到“士农工商”主流人群歧视的一个人群。因此，日本黑社会成员与普通民众生活的隔绝，亦源自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差别观念，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
不过，作为城市发展副产品的黑社会，在前近代和明治初年的日本尚缺乏茁壮成长的土壤（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的城市人口约占日本全国人口的7—8%）。随着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深入推动，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促使日本的黑社会团伙第一次得到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在明治20、30年代（即19世纪90年代），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日本将大批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吸入城市。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好勇斗狠的“大哥”在煤矿、水运、港口和工地上把自己的同乡组织起来，组织起了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暴力团”组织。初生时的暴力团把替工人向资本家和老板讨要工资，然后从中收取部分好处当做自己的主要营生。由于暴力团的争斗一般都集中在其内部或者敌对的团伙之间，对于早期暴力团组织的活动，当时的日本警察常采取扶持一些与自己合作的暴力团来管理黑道的方针。这一做法也基本沿袭到了今天的日本警界。
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发展，黑社会组织的触手也从社会的底层伸向了政商界。不仅政商与黑社会勾结屡见不鲜甚至黑道大哥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跻身政坛了。一个代表人物便是吉田磯吉，上世纪20年代，这个明面上在九州靠煤矿发家的实业家，实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力团首领。通过黑金的运作，他雄踞众议院议员的宝座达17年之久。吉田在日本国会的作风依然不改黑老大的本色，在1922年召开的临时国会听证会上，他曾不顾议员之尊将答辩中的国势院总裁小川平飞踹下台，却丝毫未受谴责。像吉田磯吉之流的黑老大议员在当时绝非罕见，20、30年代的日本国会，辩舌不如拳头可是大道理，“拳头不硬当不成议员”也是众所皆知的常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所以类似吉田磯吉这样有黑道背景的议员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战败之后日本凋敝的经济，加上从海外被遣返回国的数百万军人和平民，生存的压力使得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治安大幅度恶化。而吉田茂政府对警察部门的弱化处理固然是为了杜绝军国主义的制度基础，但是也在一个时期内削弱了警察处置犯罪的能力。因此，当时警察不得不沿用以往的“以黑治黑”的手法，试图让一部分可以管控的黑社会团体来治理黑道。另一方面，黑市贸易的繁荣和战后重建所带来的大量的基建工程，让许多黑社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比方说，日本的头号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就是靠着承包建筑工程从兵库县的一个地方小团伙起家壮大的。进入70年代之后，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壮大，黑道组织开始从传统的色情、博彩以及建筑业转入到了娱乐和金融等领域。从这一个时代开始，日本黑道开始洗脱原本的社会底层的土气和痞气，而逐渐转变成为公司外表的社团组织。那些凶神恶煞式的黑道打手也逐渐改成了一幅西装笔挺的会社社员的形象。然而，表面形象的改变变更不了黑社会组织迥异于普通企业的本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支配黑社会组织的伦理观念是的雅库扎独有的价值观和等级秩序。
一般而言，每个组织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居于组织顶点的“親分”是所有组织成员的主宰，一般被称为“组长”或者“总裁”，在组长之下则是作为组织重要头目的“舍弟”和“子分”们。这些头目掌管着自己的组织，而在各个分组织下又存在着更下层和外围的团伙。黑社会组织越大，其层级也就越为复杂。例如，山口组的下属组织就有五层之多。各个组织的组长在退隐或者离世之前，都会指定好自己的接班人，这个人也被称为“公子”（日语为若样）或者“理事长”。在很多情况下，犯罪组织的继承人并非是前任首领的血亲骨肉。外围犯罪组织与组织上层的联系也不一定非常严密。
80年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蓬勃发展，黑社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也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渗透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各组织也积极地参与到了海外贩毒与洗钱的国际犯罪活动之中。由麦克尔·道格拉斯和高仓健主演的电影《黑雨》所展现正是那个时代日本黑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一个缩影。为了遏制有组织犯罪的蔓延，日本政府在1992年推出了《防止暴力团成员不当行为对策法》（简称暴对法）。这部法律是日本司法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律，从而为日本警方处置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的保障。该法不仅确定了暴力团的明确定义，并且规定了有组织犯罪行为的确切内容，同时也制定了打击犯罪组织的原则与标准。根据《暴对法》第2章的规定，黑社会组织对个别公民和公民团体、法人组织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恐吓行为均属犯罪，受害的公民个人和法人组织均有权向警方，永久禁止涉案团伙进入指定的区域活动。
此外，《暴对法》的第31章明确规定，暴力团成员对普通公民采取的任何暴力行为都将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同时黑道内部的自相残杀所造成的伤亡则不产生法律责任。可以说，这部法律的出台基本杜绝了黑道分子对普通日本市民的侵害，任何此类行为都会招致警方的坚决打击。而同时，《暴对法》对黑道内部火并的立场，也依旧延续了日本司法界由来已久的“以黑治黑”的思维模式。
在1992年的《防止暴力团成员不当行为对策法》出台后，日本警方旋即将山口组、住吉和稻山会等22个主要犯罪组织列为“指定暴力团”，对其活动进行严密的监督与管制。持续的高压打黑政策，使得90年代以来日本有组织犯罪组织的暴力活动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但是，亦有部分团伙利用地方警察执法的真空地带，顽固地继续着暴力犯罪活动。这次逮捕活动的“主角”工藤会就是其中的代表。工藤会原本是上世纪40年代在福冈县小仓市成立的以博彩业为主营项目的小团伙。50年代，他们在和当地的在日朝鲜人公会团体争夺赌马生意的争斗中落败，被驱逐到了博多。从此便在这个福冈县县府发展了起来。经过50多年的经营，目前工藤会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福冈、长崎和山口三县，甚至在的千叶县也设置了办事处。
工藤会不仅经营赛车博彩和高利贷金融，同时也进行贩毒和敲诈勒索等非法活动。工藤会与道仁会、熊本会等四个九州地方黑社会组织结成了同盟，同时与日本第二大黑社会团体住吉会关系紧密。工藤会与山口组则是敌对的关系之，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在山口县境内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过多次火拼。久疏战阵的山口组在火拼中居然是连连败北，甚至于有重要头目被工藤会杀死。在当今22个被点名防范的暴力团组织中，工藤会的暴力特征是最为显著的。福冈县警方在2011年对工藤会地下军火库的搜查中，起获了包括乌兹冲锋枪和M4卡宾枪在内的杀伤力很大的自动武器。工藤会的暴力活动有时简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不仅曾经袭击地方警署和检察署，甚至还用燃烧弹袭击过现任首相安倍的宅邸和竞选本部。不仅如此，这个犯罪组织还具有极端的反华政治立场。曾经制造过枪击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的恶性事件。近年来，该组织也不断地扩大了其在美国的犯罪网络，并因为其不加节制的贩毒、赌钱与买卖人口的罪行而在今年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严厉打击。
尽管日本政府对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打击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以今日日本经济不断下滑的现状而言，黑社会犯罪组织应该会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和可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工藤会生存的基础依然没有被连根拔除的可能。但或许，这一次的逮捕行动和接下来的法律诉讼，会给日本的打黑提供一次新的纠错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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