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顾委的领导人名义上是邓小平，实际却是薄一波。作为邓小平授权的重要助手，薄一波的政治韬略和处世之道，与邓小平可谓相得益彰。本文作者王晓中曾担任中顾委办公室秘书，对中顾委的点点滴滴进行了回忆，揭开了外人难知的中顾委内幕。
薄一波是中顾委的实际领导人，图为邓小平、薄一波（右）在中顾委会议上
从1986年春到1988年底，我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协助荣高棠，对1982-1987年间中顾委机关情况作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并辅以文字记述，这也使我对中顾委这一时期的概况有所了解。
由于中顾委属于“二线机构”，其性质和工作方式比较特殊，也不作公开宣传，所以一些情况难为外人所知。在此，也只能对一些人和事作一些片断的回忆。
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即中顾委。
十二大结束当天，9月13日，中顾委举行了第一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主任，并就中顾委的任务和工作方针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中顾委日常工作时，他说：“原则规定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具体实施。要理出几条，其中也包括我们工作机构的设置。我建议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薄一波同志主持，我想减轻一些负担。”
说到这里，薄一波插话说：“有你压阵就行，具体的事情我们干。”
薄一波和邓小平的合作渊源很深。早在上世纪40年代，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时期，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50年代至“文革”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薄一波任副总理，主管工交财贸，一直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很显然，由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虽然大家都赞成，主要还是邓小平的主张。当时，中顾委有四位副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和李维汉。从年龄和健康状况看，薄稍显“年轻”，身体状况和精力也更好，相比之下，由他主持日常工作也更为适当。在之后三年中，其他三位副主任就先后过世了。
虽然中顾委的建立经过长时间酝酿，但在成立伊始，工作方针、工作方式和日常事务并没有切实的具体方案。9月14日，薄一波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决定，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和萧克等6人组成临时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制定中顾委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式，包括办事机构的设置。
6人小组几经研究，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经常委会通过后上报中央。9月30日，中央批准了《暂行规定》并通报全党。
这一阶段，中顾委的办公事务暂由中办秘书局代管。12月，中办发出通知，中顾委在中南海永福堂设立办事机构，但通知中对办事机构的名称没有明示。6人小组决定暂时命名为“中顾委联络组”，以便开展工作。
最早到联络组工作的人员，有来自中办秘书局的李润民、籍海平和阎继荣，警卫局的牟信之和郑朝举。他们是开办中顾委机关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李润民是秘书局副局长，兼任联络组负责人。
二
1983年1月3日，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约见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当面通知他，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顾委秘书长。
荣高棠感到很意外。1982年底，他刚从国家体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居二线，担任体委顾问。至于中顾委，他只是知道是一个“新事物”，其他一无所知，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他说：“我刚刚退居二线，已经七十一了，我干得了吗?”
陈野苹说：“你不用说了，情况中央都知道。薄一波同志要为中顾委找一个秘书长，耀邦推荐了你，大家都赞成。你能干，书记处已经定了。”
荣说：“那我也得跟薄老谈谈，谈了再说吧！”陈说：“谈谈可以，这就算定了。”
荣高棠还是坚持说：“还是谈了再说吧！”
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召集国家体委领导班子前往中南海开会，宣布荣高棠的任命。
万里说：“荣高棠要到中顾委当秘书长，为老头儿们服务。这个工作不好搞，是个挨骂的事儿。耀邦说，他（荣高棠）这个人，服务精神强，就要他去。书记处已经定了。”
1983年1月5日，薄一波在中南海办公室约见荣高棠。二人彼此熟悉，但在工作上从未打过交道。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叫你当秘书长。成立了顾委，就要做工作。我找郑天翔（时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顾问，中顾委委员），他不干。耀邦推荐了你，大家都赞成。”
薄又说：“过去，在晋冀鲁豫，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有事开个会，他说个‘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让我去办。后来，小平同志又让我去管工交财贸，他是总书记，也是开个会，事情就让我去办。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就让我管，他很放手。可我又忙不过来，所以，就找你来帮忙。过去在贺老总（贺龙）手下，体委的事都是你搞起来的，因此，大家都赞成你来当这个秘书长。具体怎么搞，咱们摸索着干。”
1月7日，荣高棠到中顾委机关上班。1月11日，中央下达通知，公布他的任命。此时，中顾委机关名称正式确定为中顾委办公室。
按照邓小平的意思，中顾委机关“不搞什么大机构，几个人就够了”，所以，机关组建的要领就是机构小，名称小，人员少。办公室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下设办公室，下辖值班联络、文件机要和行政财务三个处，称一、二、三处。干部编制约20人左右，加上服务员、司机在内，全员在25人左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大。1984年秋，中顾委办公室迁至中南海“301”，薄一波的办公室也搬了过来。
三
中顾委的老人，都是“打天下”的元老，都曾位高权重，个个资历深厚，身份不凡。尽管退居二线，但说话表态，分量都不轻。早在酝酿成立中顾委时，邓小平就说“我来当这个头”，当然也只有他才能“压得住阵”。作为邓小平授权的重要助手，薄一波的政治韬略和处世之道，与邓小平可谓相得益彰。
面对中顾委的一班老人，他在把握大局、规范中顾委的作为和维护党的纪律方面表现的强硬姿态，很像邓小平；而在具体工作中的审时度势和缜密细致，与邓小平那种大刀阔斧、说一不二的风格又有不同，对邓小平主张的贯彻落实，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和配合。
邓小平对于中顾委，的确就像薄一波所说，说个“干”，就不管了。在中顾委的前五年中（1987年十三大，改由陈云任主任），他只是在中顾委两次全会上讲过两次话，平时根本不在中顾委露面，对日常工作更是从不说话。事实上，薄一波就是中顾委日常事务的实际领导人。各方面情况和各项工作，是否报告中央，报告邓小平，又该如何报告，都是薄一波定夺，凡须报告中央，都由薄一波出面。
当时，薄一波除了主持中顾委工作，还兼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央人事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央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头绪很多，身处诸多政治要冲，责任重大。他的状态，的确可喻为“日理万机”。在机关的几年中，经常看到他成天待在办公室，早来晚走，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傍晚，常常是机关的人都走光了，他还在工作，直到路灯点亮的时候，他才离开。在机关通往他家的小胡同里，时常看到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弯腰驼背的孤独身影，在秘书或卫士的陪伴下蹒跚而行。
荣高棠对薄一波非常敬重，事无巨细，几乎天天请示汇报。尤其是干部调配，都要征得薄的同意。对于机关日常工作，荣抓得细，薄管得也细，两人都是亲力亲为，身体力行。荣既要配合薄做委员们的工作，完成中央或常委交办的任务，也要处理机关各项日常事务，工作强度相当大，经常也是一进办公室就不出来，直到下班。
平时，大家和薄一波经常碰面，除了机要处的同志，大家和他直接接触并不多。每当向他问好，他只是笑着点点头，算是回应。我和薄一波直接接触只有一次。一天傍晚，我正要下班，薄的秘书过来找我，说是薄老有份文件想叫我帮着抄写誊清。我跟随到薄的办公室，薄站起来，笑眯眯地和我握手，操着山西腔连说两句：“抓你个苦工，抓你个苦工！”
每当机关开会，荣高棠都把薄一波请来，和大家见见面，讲讲话。这时，薄一波从不批评大家，都是表扬和鼓励。大家不止一次地听到他总爱说的两句话：“你们年轻人，不要当大官，要做大事。”“我们这些老家伙，正一个跟着一个，往八宝山走哩！有的过了公主坟了，有的过了五棵松了！”四
中顾委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对待老同志，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提出的“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的政策。中央书记处强调，这是关系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应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原则之一。这是薄一波和中顾委机关始终密切关注、审慎对待的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党内奉行干部等级制度的缘故，在党内生活中滋生了一种趋炎附势、人前人后的陋习，在对待老同志的态度上屡屡出现“人走茶凉”的问题。一些老人退下来后，对这类问题也比较敏感，时有不满或抱怨。
1983年6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逝世。一些中顾委常委没有接到通知，未能前往参加告别仪式，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打电话到中顾委办公室提出质问，几位常委的家眷还找到薄一波，当面要求“给个说法”。
薄一波考虑，需要尽快召开一个常委会，对这类问题进行一次专门研究。他指示办公室起草一个情况报告。
7月3日，他给胡耀邦写信，附上情况报告。
他在信中说：“兹送上中顾委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几位中顾委常委对于参加廖公追悼会安排不当的意见，请阅。几位老同志特别是家属表示很激动，来电话或是派人来中顾委反映。此种不满情绪过去就有，我做了些工作，效果还好，安定下来。这次如何平息，看来主要问题是把中顾委常委摆在什么地位（格）上。具体是三件事：（1）阅读文件范围；（2）参加会议（列席政治局会议，大家感到满意），特别是较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如何摆，以及（3）是否可以见报的问题。请你给个原则指示，会就好开些。”
当天，胡耀邦把来信批转中央政治局和中组部，并在来信上批示：“廖公追悼会对中顾委常委安排不当，责任全在我们。我没有注意把关，也是一次失职。中顾委常委的政治、物质待遇完全按政治局委员同等，这是中央定的，谁也无权独自变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红白喜事，更要安排这些老同志像政治局委员一样地出面。以后谁违反，就追究谁的责任。我们一些部门按老规章、老框框办事的积习太深了，人们说这是‘势利眼’，我看要警惕。思想上认真加以改变和对做法的意义搞牢固些，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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