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申报》掌门、民国报人史量才因抨击国民党当局政治黑暗，被蒋介石批令“申报禁止邮寄”，停刊长达35天。随后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调停下，蒋、史二人面谈，蒋威逼言“我有百万军队”，意即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不以为然，嘲弄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我有百万读者”，合座为之默然。“百万军队”与“百万读者”之论，被视作近现代政治史中，报人与政府的首次“摊牌”，被今日媒体人津津乐道，视之报人风骨。事隔八十年后，面对国家机器，中国媒体人也试图再效仿先贤.2013年10月，《新快报》陈永洲因为发表披露中联重科涉嫌销售造假，于中联重科向湖南长沙警方报后，被长沙警方跨省刑事拘留。事后，《新快报》在头版以“请放人”为题刊发声明呼吁长沙警方放人，称“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只是这一次，媒体人没有展现出他们的“风骨”，事后证明陈永洲可能被三一重工收买，报道故意抹黑中联重科。因此舆评此番媒体自言的“穷骨头”终成“贱骨头”。
陈永洲案的孰是孰非已无意评价，此事只是近年来中国媒体人试图对于中共的舆论管控“摊牌”的个例。对十八大后中国媒体重要新闻事件梳理：2013年1月，《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同月，因支持南周，《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和总编王跃春请辞；2013年4月，媒体曝出“9号文件”，要求政府警惕“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2013年7月，《新快报》陈永洲事件；2013年8月，《新快报》刘虎举报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贪腐被捕事件；2014年9月，21世纪网案……面对新媒体浪潮的冲击和政府管控的一度加剧，在与政府的牌局中，媒体人已经亮出了他们手中所有的底牌----擦边球、隐喻、新媒体，但是种种的突破尝试今日开来都以被相关政策“堵死”，政府对于媒体简单化管理所造成的不满，在过去几年中于媒体人心中高度挤压，并不断爆发。今日媒体人手里的四张底牌，已经一一亮出。
传统媒体人一方面面对新媒体冲击和政府管制，另一方面曾经的“原罪”也被挖出
底牌一：对抗情绪的爆发
言媒体人与政府对抗，中共建政后储安平即是首例。1957年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文章发表后，据胡乔木之子透露，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随后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执笔《这是为什么？》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国家层面，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做右派，个人层面，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1966年9月上旬，储安平失踪，生死不明。从此之后，《光明日报》由民盟主办变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反正也成为了中国新闻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储安平的前事，为中国媒体人的“对抗”抹上了悲情色彩。
为何在事情已过去过近60年的今天，这种“对抗”思维会再度萌芽甚至陆续爆发呢？这一来源于“政治家办报”这一宗旨与当代接收西方新闻价值观媒体人之间存在冲突，二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积累，只是近年伴随传统媒体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工资、待遇降低的情况下，辛苦做出的报道又往往被宣传管理部门“一刀切”，时代已变，管理不变----从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到2001年《大河报》批评河南政府副总编被换，再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案，《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2005年《新京报》撤编事件，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以及2010年《潇湘晨报》被整肃，都直接促使媒体人“一忍再忍，无需再忍”的心态如火山积压后的迅猛爆发。这种心态不仅仅是某个人，而是萦绕在这个群体的心头。
这种“对抗思维”的爆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的群情激奋、50多名编辑记者的联署，目标直指广东宣传部长庹震指示删改献词是“越界之举、擅权之举、愚昧之举、多此一举”，并要求庹震引咎辞职。中国报业史上，以《南方周末》为首，这种事情也并非没有发生，但之所以认为这代表媒体人“对抗思维”的典型案例，是因为此事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连环地震，当时对于南周的支持不仅仅有新周刊、《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网易、搜狐、一财等多个网站力挺外，知识界的茅于轼、章诒和、李承鹏、张思之、贺卫方，乃至娱乐明星李冰冰、陈坤、姚晨、韩寒都对此表示支持。以至于当时刚刚掌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省委连夜开会，商讨应对策略。
底牌二：逃离者的增多
《南方周末》一事的直接后续就是，中国政府要求全国报纸转载《环球时报》对于此事的社评时（该社评代表官方态度），《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因为拒绝该命令，试图与其总编王跃春一起辞职，逃离“是非圈”。对此一名记者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了当时编辑部里的情景：“有的人表情痛苦，有的人在放声恸哭，有的人喊着不干了，有的人板着脸。”这篇博客继续写到：“我们不愿意跪下,但膝盖被砸碎。我们咬牙切齿，下跪一次。”虽然最终戴自更没有离开，但是也体现了今天媒体人面对政府“摊开”的第二张牌，对抗无用，不如远离。这种“逃离”来自于媒体人，在新闻理想与郁郁不得志之间的无可奈何，也来自于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因为广告业务和受众群体的下降，而导致的生存“寒冬”。
过去十余年，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和网络新闻业的蓬勃兴起，对整个新闻行业生态、生产方式和传播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下，中国持证的新闻记者约有25万人，而实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从业者规模超过百万。但是根据《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4》数据显示，九成以上新闻从业者月收入低于1万元，近半数新闻从业者月收入不足5000元，网络新闻工作者的平均月收入则滞留在4000元。从物质生活和工资待遇上来说，这意味记者仍然未能摆脱“新闻民工”的宿命。
当理想和物质双重溃败之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京华时报》副编刘明胜，原《人物》副主编林天宏，《南方周末》副总编伍小峰，《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岳富涛先后进入万达集团，《中国周刊》执行社长兼总编辑，《京华时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朱德付、《21世纪经济报道》多媒体项目部新闻总监杨磊也被近日大热，正准备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收入囊中。这种“逃离”的结果就是朱德付、杨磊凭借手中的期权已经身价千万，据传刘明胜在万达也拿到了年薪400万。
仍以《南方周末》为例，1996到2002该报纸最鼎盛的时期，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今日已经都已经离开了该报纸甚至离开了媒体圈，如朱德付、如伍小峰，如长平，如钱钢。当他们手中的牌已出尽，这场牌局已经玩不下去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离桌告别。
底牌三：“对表”求生存
在对抗无效之后，也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离场。仍然有人握紧手中仅有的几张纸牌，面对隐身幕后的对手，捉摸这对方的心理，希冀能够游戏继续。这种捉摸，在媒体界，被称为“对表”。用中共官方的说法，这种所谓“对表”，就是媒体人要将自己的思想、工作进行时刻审查，是否符合官方的要求。
如前文所说，中国一直以来的新闻管理宗旨是“政治家办报”，要求办报人要有党性，讲政治，是党的喉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教导”或“驯化”民众的“治理术”。而西方观念中的“新闻自由”则更多的是“第四权力”概念以及媒体市场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隶属“华盛顿协议”的内容。
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基础的差异，导致西方所倡导的媒体私有制被当局一直认为是“威胁”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它意味着接受一种独立于党国之外的、将创造私人利润放在首位的媒体，而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将“新闻 自由”界定为首先是免于私人牟利的自由。这两种理念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接受独立的私人媒体所有权意味着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对于仍然宣称是中国革命传人的当代中共领导人来说，这绝不是可以轻易迈出的一步。因此，媒体自由主义策略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之间有着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反应在所谓公益性媒体集体失声，改制后的商业性媒体占据市场，话语权增大，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为了迎合市场开始触碰政府底线时，而政府本能的产生抵触反应，却没有更好的调整措施，只能进行整肃、打压，《南方周末》多次遭到整肃就是最好的实例。因此，今天的中国的媒体界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对表意识”：对体制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本能，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到连当局都会惊讶的地步，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学会如何在打“擦边球”后自觉回到传统轨道上了。
对于这种“对表”的案例，存在于中国媒体每时每刻的报道之中，而那些遭整肃的媒体就是因为他们的“表”与官方并不一致。而南周事件中，官方则更为直接，要求全国媒体转发《环球时报》关于此事的社论，这已经不是双方心照不宣的“对表”了，而是官方直接讲自己的“表盘”亮给媒体----“请自行对照”。
底牌四：测底线 取市场
媒体对于某条敏感新闻是否能够报道，会否引起政府的反感，一直是一个频测底线的过程。史量才测试蒋介石的底线，结果《申报》被封；储安平测试毛泽东的底线，结果名誉扫地。时至今日，一方面面对政府管控，一方面面对市场压力，如何依靠经验和嗅觉去测试政府的新闻红线，也就成为想要继续在“牌局”上继续生存的媒体必须要学会的“本领”。
这种本领在周永康案的报道中最为明显。周案自海外媒体报道之后，作为中国媒体，无论是经验还是嗅觉，都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过于敏感的话题。政治上的玩火一不留神就将“自焚”。因此大陆媒体人在周永康案海外最为火热的2013年，事实上是“缺位”的。这种情况直至2013年底，当年11月份财新网发布特稿《白手套米晓东》，用“43岁的米晓东主要负责打理周滨在海油和陆上油田买卖的生意，周滨则隐居幕后”，第一次将周滨这个名字通过正式的媒体报道传播给大陆读者。
随后媒体人惊讶的发现，这种测试没有遭到原本预想中政府的反弹，没有禁令，没有删稿，稿件得以迅速在大陆传播。于是在2014年的2月，《中国经营报》以《中油国际党委书记沈定成“失联”》为题率先报道了周永康五大秘书之间的“神秘交集”，称他们均担任过某卸任高层不同时期的秘书。“李华林在给时任中石油某副总经理做专职秘书期间，该领导曾兼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1989年至1990年)”。虽未点名，但“周永康”三字已是呼之欲出。
随后的3月份，港媒《南华早报》在两会记者会上，直接向新闻发言人提问“我们注意到现在外面有很多关于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的一些消息和报道，我不知道发言人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可以披露的，来打消外界的一些顾忌？”，官方随后的“你懂得”的回答，似乎像是两个对手之间心领神会的默契，让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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