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一片祥和，但是香港的罢课学联事件已经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这里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事件，如果得到了需求许可，这些人会被载入史册。那么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东方的政治思想从来没有真正自由主义化，从来没有摆脱道德而回归政治、法律，回归政治过程，回到责任伦理与公共领域。钱永祥在访谈中问：“可是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些老字号民主国家，到今天仍然有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更有蓬勃的、推陈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潮？
占中事件中的示威者
反过来说，为什么你面对一个政权，它不侵犯人权、也实行民主政治，你就讲不出话来？那是因为对方那个政权真的完美无暇了？还是因为你自己原来批评的立场太贫乏、太狭窄？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到今天，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反省，包括中国大陆今天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敌人还来自内部，张铁志告诉澎湃新闻，他看到的国内哈耶克式自由主义、放任主义霸权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怎样持一种更佳的自由主义立场？周保松坚持的是他初衷上的单纯：“当代中国的困境，自由主义可以有很多资源回应，但微博小秘书总是删帖。我们应该来回应，这是对一些自由主义者不满的地方。”
面对保守主义、古典主义和宗教的争夺，或自由主义依附于另一种思潮的趋势，周保松并不深深在意。谈及自由主义怎样在中国生根发芽：“我很奇怪为什么自由主义不能自己生根，而一定要借助另一种儒家或基督教来与其结合。我们如此重视自由，很简单，那是因为自由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在当下实实在在承受的压力中，体会到自由的价值。我们早已活在现代社会，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构出新的自我理解和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
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人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有单纯的自由主义者了，总是同时带有其它立场。周保松给出的回答是：“我为什么硬要放一个儒家在我前面，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完整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理念早已随着改革开放，一步步在中国社会生根，影响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看世界的方式。你看看台湾和韩国的转型，再看看香港的今天，都是直接诉诸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而不需要在前面加什么儒家式的或基督教式的自由主义。”周保松在中国农村出生和长大，父母两边都是地主，外公被枪毙，婆婆从没见过，大跃进时饿死，父亲是右派。他经历过生产大队的童年，过过放牛的日子。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住在深水埗极狭窄的板间房，几户人家挤在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小单位，共享一个洗手间。从社会主义实验来到资本主义社会，周保松进入中文大学，本科大部分时间不在读哲学，而在参与学生运动。后来到英国读书，又亲身观察和体会到欧洲福利国家的优点和困难。“我政治哲学的立场受很多我生活经验的影响，而不是纯粹从理性推论出一个哲学立场。这些经验，让我直接看到人在不同制度下的生存状态，让我看到人的脆弱和人的尊严，同时明白制度对人的深远影响。”《政治的道德》是周保松献给钱永祥的退休礼物，在香港书展上畅销，卖了一千多本，打破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记录。比起周濂的书在内地卖30万本，这就是香港的畅销学术书概念。对“道德”的强调支撑着这本书。“每个公民，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受到国家公正对待的权利，因为国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甚至支配我们的生活。我们享有什么自由和权利，拥有多少机会和财富，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度影响。＂
“自由主义一个很深的道德信念，是人人平等。但道德平等的基础在哪里？例如在街上看到不同的人，你知道每个人都跟你不一样，但你会不会认为，因为大家都是人，因此我们享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并应受到平等的尊重？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对我非常重要，那么推己及人，我们也应意识到其它人的生命对他们也同样重要，他们也同样渴望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就此而言，我们的生命都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作者曾瑞明在前辈学者面前算得上年轻，却受到高度重视，就是因为罕有人谈论全球正义。全球正义是典型的左翼自由主义议题。对国家主义、民主主义者来说，全球正义不是问题，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最高的，只想从外面获利。对右翼自由主义来说，全球都是大市场，自由竞争，穷的国家我有什么义务照顾你？周保松质问：“现在中国在崛起，越来越强大，也会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我们只是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国际关系和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而不考虑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更公平的全球资源分配，我认为是很不足够很保守的。”
道德本来提供了自由主义所亟需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观所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喧宾夺主，淹没了这个道德面向，更因为流行的价值多元主义逼迫自由主义采取“中立”的姿态，许多人担心道德关怀究竟会不会成为自由主义的画蛇负担。针对这种忧虑，周保松直接把道德反思视为人性的根本能力，自由主义即是这种反思能力的发挥，无可摆脱；钱永祥则用人本主义诠释道德在自由主义中的关键地位，强调这个面向是自由主义的关怀所在，无所遁逃。
“一个生命，既然必然受制于残疾、病痛、老化，既然生理的需求注定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既然身体的各项功能经常退化、失调、败坏，既然各种欲求与情绪的骚扰不断，既然情感的波动犹如海上浪涛、有如风中的残枝一般无法静止：这样的生命，从道德角度来看应该是什么面貌？钱永祥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想中国人，不管台湾的中国人、还是大陆的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对于政治权力的处理还是很陌生的，因为中国人被压得太久了、太没有政治经验了。在权力斗争方面，中国人很老到，有几千年的宫廷传统，但是真正把政治作为一个公共的事物来处理，台湾人比较陌生，中国人当然更陌生。”自由主义该有厚度，应该从狭隘的政治学说发展成关于社会、文化、价值的全面主张。“自由主义应该是一套关于广义社会生活的学说，如果只关注国家或者政府的权限，但是忽视整个社会在种族、性别、资源分配各方面弥漫的压迫，自由主义就违反了自身的价值立场了。”中国传统信仰多有政治上的超越性，而“自由主义对政治的超越性意义持消极冷淡的态度，少有实质性的积极论述，而更多的是防范性的消极论述，因为自由主义传统缺乏适当语汇来描述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难以应对非西方世界的信仰与政治的关系。
自由主义不能离开文化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诉诸的是美国公共文化传统，所以没那么困难。中国建立自由主义是空中楼阁，是沙滩造房子。很多人不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只不过需要根基。所以有人赞成基督教化，有人赞成儒家宪政，找出儒家与自由民主要么亲和要么兼容。”
因此，此次学联事件，根本原因是自由主义的“扩大化”，没有约束的自由，就是放荡不羁，就是脱缰的野马。如果没有约束，或将送入“野兽”的怀抱，或将坠入“悬崖”。所以适当管制自由主义的“扩大化”，根本看来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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