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尝试过“禅让制”、“指定制”还有“世袭制”，无论如何革新，实行的都是终身制。终身制，使得中国政治社会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本文作者李钟琴，摘自其个人博客。
长达几千年的干部终身制被邓小平废除了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游戏中，接班人问题是导致父子相杀、兄弟相戮、宗室相残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动荡不安、或者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专制统治者，而且数千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将这一问题归结为“接班人困境”----这是专制政治之癌，是专制政治自身无法破解的难题。
一、传说中的“禅让制”
传说中的尧、舜、禹确立帝位继承人，采取的是禅让制，即将帝位传给他选中的某个人。
作为“五经”之一的《礼记·大同篇》中有句很著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乍一看“禅让制”，分明就是“选贤与能”嘛！分明就是“天下为公”嘛！谁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制度的萌芽呢？
据说，尧老了，根据他长期对舜的考验，经过一道民主推荐程序，认为舜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便将帝位传给了舜；舜年老之后，如法炮制，又传位给大禹。
由于年代久远，尧、舜、禹的禅让真相却是疑云重重。《韩非子》认为“舜逼尧、禹逼舜”；《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尧舜禅让”这一温情脉脉的历史面纱之下，其实很可能隐藏着血淋淋的宫廷政变。
舜成为接班人，虽然在形式上经过了各部落首领推举这一“民主程序”，但决定权仍掌握在尧帝的手中。此时舜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因为舜在接班的道路上还必须面对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尧的儿子丹朱。中国有句俗话：“疏不间亲。”人最亲近、最信任的，首推自己的子女。作为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在他自知命不久矣之时，当然最想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样一方面可保自己的家族安享富贵尊荣，一方面也可保证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至于被别人否定，能够维护政策的一贯性。一般来说，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
舜的接班之路异常凶险，充满了变数。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谨小慎微听天由命，二是培植势力见机而作。根据史料的记载，舜很可能选择了后一条路----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和尧的儿子丹朱，提前接班。
舜执政时期，禹的父亲治水不力，舜杀之，而令禹继续治水。禹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在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让舜找不到罪名。后来禹治水有方，大获成功，赢得了各个部落人们的信任和爱戴。眼见禹为众望所归，舜只好宣布将禹确立为接班人。就像后来的秦始皇未安排好后事便死于东巡途中一样，舜在南巡途中突然去世，使禹接班的前景豁然开朗。但是，一向小心谨慎的禹仍惧于舜的儿子商均的势力，躲到阳城不敢接班，表示愿意拥戴商均即位。三年后，由于禹的威望极高，诸侯纷纷抛弃商均，拥禹为帝，禹这才正式即天子之位。
禹即位后，接受尧、舜的教训，开始大力培植儿子启的势力。在他病危时，将帝位禅让给一个叫伯益的人。这时，羽翼丰满的启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杀掉伯益，自立为帝。至此，传说中的“禅让制”寿终正寝，“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如果帝王没有子嗣，便由其弟接班）的接班制度正式确立。
“禅让制”下选出的接班人，要么成为舜，要么成为禹，要么成为伯益。虽然“禅让制”只传了这三次，但基本上把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代表了：或者像舜那样，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驾空老帝王，抓住时机、当机立断，通过政变提前接班，以免夜长梦多；或者像禹那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处处小心，时时谨慎，让老帝王抓不到把柄，有幸熬到老帝王来不及安排后事便一命呜呼，然后顺利接班；或者像伯益那样，仅仅是个政治上的过渡人物。
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在登基仪式上，曹丕就曾意在言外地说：“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可见，“禅让制”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一种没有章法可循、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可持续的接班人体制。接班人能够和平接班，纯属侥幸。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变。而通过政变方式夺取政权，无疑是血腥的、不稳定的传位方式，是难以持续的，是靠不住的。
二、源远流长的“世袭制”
夏启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有人认为，这种接班制度，是从“天下为公”变为“家天下”，是对“禅让制”的反动，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这种接班制度，是极端自私、很不合理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却使接班人制度有了章法可循。再不讲道理的章法，也比没有章法要强一些。无论如何，历史地看，“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是基于人自私本性的必然选择。这时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帝王的儿子有很多，岂不又会导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和政权不稳？于是古代的政治家们便在“父死子继”的前提下确立了一个更简单的接班人制度----“立嫡以长”。
不论老皇帝有多少儿子，也不论哪个儿子德才兼备，有资格做接班人的，只有嫡长子！
而嫡长子，无论是智是愚，是贤是恶，都不影响其做太子的资格。皇帝不希望因为接班人问题导致儿子们明争暗斗、骨肉相残，大臣们出于对政治稳定的考虑，都希望接班人制度简洁化，所以大家便一致接受了这一虽不合理却可以避免许多纷争的制度。
制度一旦确立，无论多么强势的皇帝，也不得不遵循之。如果在太子无大过的情况下，老皇帝想废长立幼，有责任感的大臣们会群起反对，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导致接班人制度无章可循。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具有无上权威的汉高祖刘邦晚年想废掉太子，立他所喜欢的赵王刘如意为接班人，便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只好作罢。后世的皇帝们如果动了废掉太子的主意，只要太子没有大的罪恶，总是会有大臣站出来以死相谏，以维护“国本”。
但是，这一制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接班人问题，反而又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又面临着新的困境。
困境之一，便是“立嫡以长”貌似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却是一个僵死的、不合理的制度，根本做不到“选贤与能”。普天之下的百姓都盼望得到一个好皇帝，但太子是不是好皇帝，只能听天由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十之八九是纨绔子弟，非愚即暴，非痴即蠢，即位之后，不是昏君，便是暴君。甚至像司马衷那样的白痴，也可以登上皇帝宝座。明朝是严格遵守“立嫡以长”制度的王朝，但这种制度下产生的皇帝，多数不是好东西。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顽童皇帝”朱厚照、“昏庸皇帝”朱厚璁、“懒惰皇帝”朱翊钧、“木匠皇帝”朱由校……就都产生于明朝。
困境之二，是这一制度同样无法避免血淋淋的宫廷夺位斗争。同样是自己的儿子，作为父亲，也会有所偏爱。这一制度使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帝，并不能体现其真正意愿。老皇帝对于太子，戒心、疑心多于爱心、亲情，甚至视太子为政敌；作为接班人，太子的地位与处境也相当敏感、相当微妙，即使太子谨言慎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难免成为其他皇子中伤的对象，弄不好便会失去老皇帝的信任，时刻面临被构陷、被废掉、被幽禁、甚至被杀死的危险。中国历史上被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康熙皇帝），都在接班人问题上弄得父子反目成仇，他们立的太子，均不得善终。
无贤不肖，长子接班。这一隋性的、僵死的接班人体制，却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可谓源远流长。这既体现出国人在体制创新方面的隋性和无能，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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