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审查从不陌生，从最早的“道路以目”到“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引发的文字狱，专政集权下的惨案数不胜数。即使进入近代，审查也是如影随形，民国或许太远，中国人还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更加熟悉。当然，审查这种事情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世纪的异端审判，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专制制度对于控制人民的思想，一直是情有独钟。
高尔基试图打破审查制度激怒了列宁，高尔基只得出国“被疗养”。图为1953年的宣传画
文字狱：没有审查制度的审查
“雪夜闭门读禁书”，这可能是最让旧时文人感到刺激和满足的精神享受了。实际上，古代文人的精神享受少的可怜，想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这是帝王们最无法忍受的。
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翻译过来就是不听话的人，将在祖庙神主前成为努力或者被杀掉，讲的更简单点就是不听话就杀掉。虽然这是战时动员口令，不过中国的统治者们显然将这一口号贯彻始终并扩展到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战时。
最早的实践者是周厉王。周厉王施政暴虐，以致民生困苦民冤沸腾。召公进谏厉王说：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然而厉王非但不听还派人监控国民的谈话内容，凡经指认为反叛或诽谤的人，即行下狱处决。这样，历史上著名的“道路以目”出现了，厉王还自得于自己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召公不以为然的发表一通常常被后世引用的高论：“您这是强行封老百姓的嘴，哪里是老百姓真就没有自己的想法了啊。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老百姓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周厉王仍然我行我素，忍无可忍的平民们于3年后推翻了厉王，史称“国人暴动”。
周厉王用亲身经历告诉了世人，即便贵为帝王也无法控制人的思想，善于以史为镜的中国人却忘掉了厉王的悲剧，在思想控制上不断尝试。
秦始皇铸造的金人与焚书坑儒没能保证秦朝万世相传，汉武帝却借“独尊儒术”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当“大不敬”在汉代成为一项重罪时，没有制度的思想审查就此启动，而皇帝的喜怒自然就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天文向来被认为是帝王之术，西晋开始禁天文书；宋太祖兵变夺权，所以宋代就要禁兵书以及记载太祖不光彩的私人史书；元代是蒙古人掌权，自然比汉人统治者更顾忌造反；明王朝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做了皇帝，一开始就杀了一大批反对党人士。以后的皇帝，较之前朝统治者有过之无不及，除了禁那些具有“邪教”“妖术”色彩的“妖书”以外，思想上不符合规范的书也遭到查禁。
全盛时期的清代更让人恐怖，禁书事小、杀头事大。谈论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要小心翼翼，只要皇帝及其幕僚愿意，没有什么不是大逆不道的：“维民所止”是影射雍正无头；“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是“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清浊”和“浊清”自然是毁谤本朝。或许是已达到“俾愚众知所炯戒”的效果，或许又是文字狱已多如牛毛，到了连乾隆帝也感觉“不胜其忧”，才让各地对此类案件“俱不必查办”。
当然，我们又知道了，乾隆帝小心翼翼的控制人民的思想，却阻止不了即将爆发的川楚白莲教起义，也无法挽回清朝的衰落。
异端裁判所：天主教的利剑
那些身穿长袍的教士，不由分说地驳斥异端，不分轻重地判处极刑，不恤老弱地刑讯鞭笞，一切敢于挑战权威的人，都会被送上绞架或火柱。
这是对宗教裁判所的描绘，自从392年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来，随着势力的扩张，天主教会从社会的统治者发展到了精神世界的控制者，并用精神控制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最终，教皇可以与欧洲君主一较长短：格列高里七世进行了一系列提升教皇地位的努力，并逼得德皇亨利四世跪在雪地里三天三夜；乌尔邦二世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里成了整个西欧的精神核心；号称“万皇之皇”的英诺森三世直接向世俗王者开战，奠定了西欧的政治格局。
然而纵使是英诺森三世也打足精神对付异端，面对这些与正统的天主教思想不同的异端们，英诺森三世选择了残酷的镇压，由此形成的传统则长久地在历史上发挥影响。其侄子、继任教皇的格列高里九世创办了宗教裁判所，并宣称迫害异教徒是教廷的职责之一。而英诺森三世创立的用火刑烧死异教徒的做法也被沿袭了下来，火刑柱后来成为无数坚持真理不盲从教廷的志士的殉难标志。
异端分子会被视为危及这个政治宗教体系稳定的不良因素？毕竟教皇的权威就是建立在民主信仰的基础上，且无可替代。英诺森三世面对政敌，仅用革除教籍一招就能让一国君王失去民主的支持，不严格控制民众的思想，让他们对天主教产生怀疑，教会的权威还能保持吗？所以为了威胁和强迫异端们回归“正宗信仰”的轨道，告密、秘密档案、随意的缺乏确凿证据的逮捕、连同恐怖的火焚和严刑，异端裁判所使用的手段越来越恐怖。他们甚至连死人都不放过，许多死人被从坟墓中刨出来，再执行火刑。在异端裁判所存在的约五百间，西欧各地受到迫害的人何止百万，据统计，仅仅西班牙一地，就有38万人被判为异端受到迫害。
异端裁判所也曾被天主教会用以对付宗教改革家。1415年康斯坦茨公会议将威克里夫定罪焚尸，胡斯及其门人也被判处火刑。16世纪以后不少进步科学家、思想家如布鲁诺、伽利略等，因其科学发现与教会传统观念相抵触，也受到异端裁判所的残酷迫害。
就如同乾隆帝没能用文字狱换来清朝长存于世一样，异端裁判所烧死所有的异端也阻挡不了天主教会的衰弱。当16世纪至17世纪宗教改革兴起后，教皇再也无法与国王们一争高下。
苏联：连天气都是秘密
无论愿望有多良好，在专制制度下，审查制度很难不变成对思想的控制。
与中国及西欧一样，俄罗斯也有着审查的传统。18世纪初，俄罗斯也开始书报检查，俄罗斯历史学家Г.В.日尔科夫指出，“俄罗斯国家建立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对手写书稿和印刷书籍实行垄断并逐步确立由莫斯科东正教中心（主要是其主教）实施的集中的神职人员书报检查的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对自由思想进行书报检查惩罚和镇压的过程中，人、手稿和书籍均遭毁灭。”
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书报检查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爆发第二天，就开始确立自己的书报检查制度。起初，这种制度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以及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二战后，冷战引发了空前的排外性，检查制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居民人数到离婚人数都是秘密，天气消息也要保密，大众媒体只能向民众提前通告未来3天以内的天气预报，并且天气预报的内容应当令人愉快，不能让人产生特别的担忧。在苏维埃国家不可能存在自然灾难。
无论多么严格的审查，总是有机可趁。虽然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但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甚至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固定的2,000名读者。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松动，而此时距离苏联的解体，已时日无多。
延安整风：领袖毛泽东是这样炼成的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百年前的中国受到列强的凌辱，袁世凯错误的选择了恢复帝制却让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无力统一全国，面对日本的入侵不断退缩。而中共一方面要听命于苏联，一方面又受到日军与国民党的双重打击。
即便如此，延安还是以与国民党迥然不同的面貌，吸引了王实味、丁玲、萧军这些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
当他们抵达延安之时，八路军辛苦建立的根据地却在被日军反复扫荡，新四军的情况也步履维艰，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因皖南事变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根据地生活极为艰苦。而王明与国际派在教条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延安充斥着“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
长此以往，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也为了贯彻其个人思想，毛泽东掀起整风运动向王明发起攻击。可惜王实味们无法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很快将矛头指向中共高层----他们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但是此时的延安不需要民主与平等。
毛泽东在1942年3月发出了严厉警告，但王实味等青年干部不以为意，毛泽东震怒之下拿王实味做鸡儆猴，在延安掀起整风高潮。随着对王实味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控制。
就这样，毛泽东思想一步步得以确立，中共也被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应当服从于政治这一原则：文艺批评的标准应当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后世对《讲话》质疑和诟病多集中在这里，作为战时的产物，这一原则确实有其合理性。然而当中共建政后，该原则与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样逐渐变味，当这一原则在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断出现时，其后果不再是单纯的扼杀了艺术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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