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1日，新浪微博有用户爆料中国广电总局日前下达通知，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
这是继封杀劣迹艺人后，中国有关部门对文艺领域的又一次干涉。大众文化遭遇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而所谓的精英文化、精品文化也面临“被肃清”的尴尬局面。有人批评审查制度“不进则退”甚至逻辑混乱：“国庆大片《心花路放》票房超8亿人民币，片中有车震也有嫖娼，有黑社会更有非法持枪，这样荒诞的情节居然能免遭审查的‘毒手’，实在难以置信。”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各种管理、审查、制订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说通过就通过，说封杀就封杀，先前通过，而后又封杀演员或不对观众公开说明、道歉，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如前文提到的《心花路放》，剧情上确实有出格的地方，很有可能成为创作人员的劣迹把柄，日后若被秋后算账，那还真是无言以对。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文艺工作者对创作尺度的把控感来源于对审查制度的合理预期，随意打破这种预期，文艺工作者就有无可适从之感，更会悲观地认为“无法可依”，必然影响文艺创作的大和谐。别指望在这样的环境里会出现“百花齐放”盛况----因为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已故的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临终之时还不忘提醒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法治国家就应该将管理交给法律与社会去做，交给市场去做。就像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文化艺术产品那样，在法律和行政的监督下，由创作者与出版社、发行商去把关，去对法律与社会负责。
审查制度确实需要转型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久前下发了《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地审查的通知》，明确电影审查在实行“一备双审”的基础上，进一步下放审查职权，将影片终审职能下放到省级电影行政主管部门。那么，电视剧何尝不需要“简政放权”呢？这里当然是两层意思：一者，审查是必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二者，过度审查是有害的。不仅扼杀创作能力与创意水平，也令市场走向僵化与畸形。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自我阉割”式的审查制度，令文化输出能力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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