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篇杂文《野百合花》，1947年王实味最终成为延安文艺整风的“祭品”。今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成为不少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人士的禁脔，所以才有2012年百名作家手抄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所引发的舆论震动。因此，当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罕见地召集文艺座谈会时，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可避免地将其与那次延安文艺座谈会做对比。中共上下、党内党外都无一不产生同样的联想，这是重走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同样树立一纸“金科玉律”吗？官方喉舌大吼一声，文艺界便应该有这样的“底线思维”。此次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断外访，风尘仆仆赶回北京，便称这让她想起“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刚刚结束整风之后，习近平的文艺“整风”带有太多“巧合”
追问习近平的这次文艺整风，应该不是历史的巧合，外界透露再多的“家常”气氛也无法隐去它本身的“火药味”。坦白讲，二者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此次文艺座谈会召集的参与者人数“72”也暗合这样的用意。根据官方披露的信息，此次参加会议的包括作家、演员、导演等“大腕”，甚至也包括周小平、花千芳两位“大红大紫”的网络人物，共计72人，正好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布72周年形成呼应。有人从此间判断此次会议的主旨，也从中读解习近平的个人好恶，这当然是一种理据而且相当“奏效”，不过具体到某个人可能并不确当。想想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物的繁杂便可知，当时既有中共自己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也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国统区文人，二者的传统或者说基因根底本身就是不同的。
另外，这次座谈会的时间节点或者说背景也令人揣摩。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中共正在进行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1942年2月开始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发动整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由那次整风运动，毛泽东清算了1931年遵义会议树立自己权威前后的各种“障碍”，完成了个人权威的确立。而文艺整风则实际上是这次整风的一部分。1942年6月份，毛泽东邀请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聚首杨家岭，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将文艺阵线视为“第二支军队”，提倡文艺介入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创作给这些人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被奉为圭臬，成为中共此后数十年文艺路线政策的指导思想。而72年后，习近平的“路数”与之显然如出一辙。自去年年中，习近平高调宣布自2013年6月份开展为期一年半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随即，中共上下，党政军、中央地方在七大常委的力推下，掀起一轮整风运动，宣称整顿导致中共涣散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此运动从起初便被视为延安整风传统的再现。直到稍早前的10月8日，中共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告这一整风运动的结束。而随即在一周之后，习近平破例召开这样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便被外界冠以“文艺整风”的标签，可见其中逻辑关系。
当然我们无法就此判断，习近平正在原盘复制毛泽东的文艺整风路线，毕竟在之后邓江胡时期，每一个领导人都不缺席相关的文艺工作者聚会并发表讲话，重申文艺界的政治功用意义定位的传统。1979年10月第四届文代会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聚会，邓小平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此后，江泽民曾出席第第六、第七届文代会，而胡锦涛亦循例出席第八、第九届，都勉励文艺工作者牢记政治使命，创作“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而且，每逢《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年，中央都会举行纪念活动，2012年《讲话》发表70周年时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作出批示，要求文艺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其次，即便说两次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都伴随着中国党内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但是文艺整风的具体所指又有着显著不同。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共进行了3次讨论，作为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全程出席了座谈会。据他回忆，（之所以召开座谈会是因为）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等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大戏、洋戏充满舞台；一些人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一些作家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第五，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愈发严重。
而当今，为什么习近平要破例召集一次这样的座谈会？或者说，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从当局喉舌以及各位与会者透露出的信息看，习近平长达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透露很多实际的针对性的内容，以至几乎每一句话都能找到现实的矛头所指。但归根结底是不满当下文艺届铜臭味和洋奴心态，“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可以很明确地感知，习近平的不满在于过分市场化商业化的文艺追求。沿着此逻辑往下延伸，奇奇怪怪的建筑、耸人听闻的间谍剧等，都成为习近平所否定的商业文化的代表。所以，为了将市场经济大潮中商业化的文艺界“拉”回来，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了。这与其一贯的理想主义色彩极为吻合。再有一个层次可能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习近平重申了毛泽东时代的旗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这却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出现的内容，而是一直到中共建政后，为了维系刚刚草创的国家体系而进行统战时提出的。然而即便是如此，它也一度被毛泽东拿来作为“引蛇出洞”的工具来发动反右斗争。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先是在京剧问题上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主张，即对待历史流传下来的戏曲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随后，又要求历史研究“百家争鸣”。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陆定一提出中宣部重点做好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然而，事后的结果众所周知，1957年反右扩大化导致几乎整个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国统区时代的知名人士的悲剧命运，文艺界多数人物从此喑哑无声，草率结束自己的创作生命。这一风气一直延伸到之后的文革时期。
而习近平在当天的讲话中重提“双百”显然不是将其当做政治工具，搞什么引蛇出洞。它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此次文艺座谈会上是对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目的（假如后来的形势的确可以印证毛的“阳谋”初衷的话）的文艺路线的“总结”，习近平定然是很“痛苦”地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置于同一篇讲话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官方引导势必与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习近平的只是在思路中仍然希望能够顺理成章地在中共传统中寻找到整顿当下文艺界乱想的快捷通道。
由此可见，习近平复制了毛泽东的文艺整风路线的“外壳”，也在“结论”上也不可避免地鼓吹文艺的政治正确属性，但现实指向显而易见地不同。当然，这其中肯定有很多值得争论的空间，这正是他的过于理想主义色彩所造成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文艺观、向中共的文艺传统寻找逻辑，也仅仅是最为简单便捷的通道，而未必是其真实的意图。只能说，在当下场景中，迫切需要文艺“整风”的情形下，这是最立竿见影但却同样是最容易引发舆论反弹的一剂猛药。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