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嶦，字“君固”，恭亲王溥伟的第七个儿子，1923年11月28日，生于大连。其父溥伟逝世后，继位恭亲王，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恭亲王。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直到1949年间，一起与溥仪被苏联扣押，之后被中国引渡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以不起诉获得释放。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送去劳改。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以假名“小固”代替“君固”。
1962年，溥仪与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结婚时留影
我的身世
我和溥仪都是道光皇帝的后代，道光皇帝有七个儿子，继承皇位的咸丰是皇四子，被封为恭亲王的奕欣（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亲王就是溥仪的祖父。所以从辈分讲，我是溥仪的下一辈，我们是叔侄关系。
我1923年出生在大连。我们家怎么从北京“流落”到大连？这还有一个故事。当年咸丰赐给“恭亲王”奕欣一柄白虹刀，这把刀有点像现在常说的“尚方宝剑”的威力，可以先斩后奏。有人说这把刀曾杀过史可法，不过我至今还没找到过证据。白虹刀后来传到父亲溥伟手中。光绪临死前，让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父亲说，我可以用这把白虹刀杀袁世凯。后来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反而做了大总统。父亲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岛又被日本占了，但在1922年还给了民国，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父亲只好搬到了大连。
我记得小时候，这把刀就在大连的家中收藏着。我们家就住在海边，可能是潮气太大，刀上长满了锈。这和清末时期乾清门的侍卫带的刀差不多，都是锈得都拔不出来。后来找到常在我们家门口转的一个磨刀的老白俄----他用一个木头架子，安上一个大轮子，下边有个踏板，类似缝纫机，一踩起来带着砂轮转，把锈磨掉后，白虹刀还亮了许多。
父亲到大连后，住在日本东拓（东洋拓植株式会社）给盖的房子，在大连黑石礁附近，一座很大的洋房。1936年父亲去世后，连地带房都没钱还，后来就被“东拓”收走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回大连时，那幢房子还在；90年代第二次去，房子已被拆了。我们在大连生活时，“满洲国”一年给父亲一万块钱的生活费，几乎等于平均一个月800多块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过得充裕一些。但父亲以前是住在恭王府里的人，到了大连，还摆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个楼，这么一大口家，还有佣人、厨子、司机，父亲每月花几百块钱聘一个秘书帮他处理事情，家里的开支太大。
当然，说起来北京的“恭王府”曾经是我们家的。后来有人问我，对恭王府“你家”有什么印象？我说我能有什么印象？！1957年我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放出来，人家溥仪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儿都有安排。我们放出来时，人家只给20块钱，问一句：“家在哪儿？”“北京。”给一张回北京的票就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进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关房，离恭王府非常近。那时候看恭王府，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吃饭还没着落呢！
(一青 编辑)
与溥仪在长春
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我带着三件传家宝----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长春，追随溥仪。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到了长春后，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w Crown》。学了两年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给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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