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内地官媒不吝啬于对香港“占中”行为的口诛笔伐，用一个字“傻”概括的有之，称其是赤裸裸的无病呻吟和故作姿态的亦有之，甚至就连中央智囊都将之定性为“港版颜色革命”， 仿佛唯有用言之凿凿的抨击才能舒缓心中对这股浪潮的憎恶。内地民众对“占中”也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央政府和港府应该用强硬手段应对。占中带来的破坏性固然不容否认，可原因真的只是争“真普选”这么简单吗？根源究竟在哪里？中央智囊若不能把握这一核心问题，而是舍本逐末，不由分说地加以鞭挞，那挑战中央权力掀起革命或许真的就不是天方夜谭了。熟悉香港政情的观察家经过多方位分析，认为现实和历史多重因素造就的弱者心态才是其真正的驱动力，目前的一切不过是其迷茫和焦灼的反应。
占中者把“梁振英”悬挂在旺角购物区
香港的弱者心态由来已久，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新旧交织的复杂心理，在香港的社会土壤里开出一朵病态的花，这种病态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角落，轰轰烈烈的“占中”不过是一段时间内的一种突出表现而已，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就以本次事件为例，积极参与行动的基本是两类人：一类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思想能力、批判意识较强的，他们的参与行为因此也更具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另一类则与此不同，是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满意的人，此次运动便成为他们宣泄不满的平台。其实，不管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明白不管行动如何激烈，都不可能改变中央政府的决定。其中部分人更明确表示，是借此机会反对特首梁振英。虽然这部分人不能代表香港的主流意识，但社会心态却由此可见一斑。对梁振英的不满，是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也是面对外来冲击时内心歇斯底里的呐喊，是因其无助而产生的恐慌，在说占中造成社会撕裂的同时，应该看到，香港民众也在承受因这种撕裂带来的煎熬。两者交互作用使本已病态的社会更加扭曲，历史原因造成的孱弱本就没有消弭，现实因素却又更添一份苦楚。
从历史上看，香港有长达150年的殖民地历史。1842年清廷签订《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自此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客观上而言，在英国当时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这一外力的作用下，香港确实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法治也变得健全，但“文化认同”却没有完成相应的嫁接，骨子里流的仍旧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因此，物质上的丰沛从未能给予香港人和香港社会一种叫做“根”的东西，这种被割裂的残缺的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造成归属感的缺失。更糟糕的是，在英国人面前香港是没有政治权利可言的，“佝偻”地生存是殖民地时期的常态。《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1997年实现主权移交，英国人走了，香港再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但遗憾的是，文化认同的焦虑再次令港人苦不堪言，甚至变得更加严重。没有完全实现的嫁接，使港人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彷徨、焦虑的心理也就自然产生。当普选来临，而中央给出的方案又不是港人心中完美的状态时，也就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发泄契机，对港府和对中央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一百多年来被压抑的“无权”状态也得到极度释放，痛苦的文化心理借此喷薄而出。因此，即便是中央告诉香港民众，民主可能也是有病的，也一样会存在种种问题，港人也会斩钉截铁地说：“有病等试过以后再说。”
谈及弱者心态的历史原因，另一考量因素亦不可忽视。香港虽有150年的殖民史，部分香港人在意识上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也融合了西方的批判与创新，但普遍认为香港在传统文化上还是保持了封建和儒家的思想方式以及处世态度。儒家强调的“臣民”或者说“子民”心态，也就不可避免地流淌在港人的血液里。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臣民对官员的人身依附关系，民众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个人价值，更谈不上理性精神。无论是家还是国，“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现时一名占中学生家长的言论用来阐释这种心态颇为合适。该家长说，他们对北京的不满大多是认为中央本身已经是“强者”，理应体谅在生活困境中挣扎的港人，不应该强者更强，充满侵略性。这无非是新时代下港人对中央这个强势“家长”内心不满的演绎。这名家长的发声，或许并不能代表全体港人对中央的态度，但却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经过西方文化多年的洗礼，“臣民”心态虽然已有明显改观，但彻底撼动却并非易事，依然在内心深处的角落不动声色地撩拨着部分港人的神经。这在内地逃港潮时来到香港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批内地人逃往香港。有的因为受到饥荒的威胁，希望能到香港赚取金钱来改善生活质素；也有一部分是为了逃避内地的中共新政权，避免受到清算和批斗，大批资本家、地主、富农等出于无奈纷纷逃往香港，以及其后掀起的反右运动也造成一批知识分子的大逃亡。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难民”， 虽然怀揣大量资金，也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但终究是因客居他乡， 在香港难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也只能是像港人在英国人统治下那样，佝偻地生存。这批人受几千年等级观念的影响更为深重，可以说已在心里形成了深深的烙印。因为经历过饥荒、政治斗争的日子，他们当中不少亦有恐共、反共以及厌共的心态，这批人也是香港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乡背井和惧怕的心理，更加深了他们的反抗和焦虑，这才是弱者最无力之处。
从现实来讲，香港迅速发展的经济使其长期以来对内地具有领先的优势，香港人在面对内地时也就很自然地生出一种优越感。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鄙视和不屑，本身就是一种在压迫状态下被扭曲的心理。主权回归后，面对内地在经济上的落后，香港人这种扭曲的心态便有了巨大的释放空间，他们要找回在英国人那里失去的尊严，而对于上文所提到的曾经的“难民”，似乎更有充足的理由去鄙夷内地去反抗北京，去释放心中的愤懑和屈辱。然而，这种优越和自信，存在的时间是那么地短暂和有限。近几年内地经济强势崛起，追求奢华消费也成为趋势，港人的优越感再次受到强烈的冲击，内心的骄傲转变成恐慌，巨大的落差导致对内地不满的极度膨胀。另一方面，在香港社会内部，因为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源的走向完全靠市场调节，这就使得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成为香港人最核心的东西。这也就造成其经济虽然领先于内地，但巨额的财富却大量集中在地产商和金融家手中，普罗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非常有限，怨声载道也就在情理之中。也因此，各种社会运动不但用来表达对民主的追求，也成为社会怨气和戾气的发泄口。
但可惜的是，香港自身并没有消化这种怨气的能力；更可悲的是，中央智囊和内地的学者民众都没有看到这一关键点，甚至连这方面的意识都没有。他们给予港人的是成见，是一种在内地社会氛围下形成的一种固定思维模式下的不留情面地斥责。殊不知，港人积弱成疾的内心已是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他们的焦虑和不满，是因为内心的恐慌，而恐慌源于面对外来冲击时没有一套自我完善和调控的机制，抗议反倒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是他们最后的砝码。这是弱者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也是弱者之所以弱的最好诠释。诚然，如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所说，
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香港市民对政改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和诉求，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和方式表达，包括游行、集会等方式。我们不禁要反问，既然有合法地渠道，港人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激进的表达方式呢？那自然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思考吧。如果内地不能透过浮于表面的现象去挖掘香港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而只是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地简单就事论事，那是对香港社会政治的误判，对问题的解决也将无任何助益。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意即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才能百战不败。用兵作战如是，在香港问题上其实也同样适用。香港不是敌人，也非对立面，对于中央来讲，绝对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存在。应该认识到，政治乱象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焦虑，起起伏伏的弱者心态使得香港有其自身不能言的痛。对于她的弱和痛，中央若能以同理心给予相应地尊重和包容，并因势利导，必能达到双赢的效果。“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是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