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议题，让互联网上关于“宪政”的说法又多起来，近年的“宪政”之争已经有一段时间。对此，被业界尊为“中国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云表示，宪政之争实质上是一些人对制度不自信。
宪政这个词有其字面含义，也有历史含义和一些人在中国舆论场上自造的含义。它的字面含义同法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等很接近，它们彼此的细微差别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根本是依宪执政”，李步云早前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这样阐述依法治国的根本。
对于近年备受争议的“宪政之争”，李步云表示，实质上来说，这是一些人对制度的不自信。所谓宪政，包含四个要素：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宪法要有极大的权威。
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坚持“学术有禁区，宣传有纪律”是党的一贯主张。李步云说道，但诸如宪政、普世价值等抽象的理论问题是可以探讨的，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采纳不采纳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的问题。但打着宪政的旗号否认党的领导，否定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全面照搬西方，这是我坚决反对的。我们有一些重大原 则是不能突破的，比如不能搞多党制、不能军队国家化、不能照搬三权分立。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一套东西，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超越西方的理论制度，应该要有这个制度的自信，而不是照搬西方。
但宪政这个概念是不应该被否定的，一些人提宪政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理论上站不住脚，政治上也是危险错误的，既抹黑了毛泽东、刘少奇，又否定了民主革命的整个历史，新民主主义是大讲宪政的。在李步云看来，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首先要树立宪法的权威。然而，1982年宪法颁布至今，宪法的权威，无论在官员还是民众中，始终难以树立。究其根源，李步云认为在于缺乏制度保障，“维护宪法权威要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包括违宪审查。如果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将成为我们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作为参与宪法的起草和讨论者之一，李步云还讲述了1982年宪法起草的幕后故事，如围绕司法独立出现的分歧。李步云表示，宪法修改通常以前一部为基础，但1978年宪法没有完全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保留着继续革命等错误思想，并取消了法律平等、司法独立等内容。1975年宪法是四人帮起草的一部坏宪法。这样就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李步云在起草讲话稿时，提到这次宪法修改应该贯彻两条原则：民主立宪和司法独立，均被采纳，写进了叶剑英委员长的讲话稿中（“法制的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当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已经取得广泛共识，民主原则广泛征求意见也没有问题，但在司法独立这一点产生了分歧。关于司法独立，1954年宪法这样表达，即“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李步云认为这是体现“司法独立”最好的表达。
这次宪法修订，党内学术界对司法独立有不同意见。李步云表示：“特别是党内个别领导同志对司法独立有所看法，所以现在宪法第126条是这样表述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于没有提党和人大一事，李步云解释道，只说不受行政机关干涉，那么党和人大就可以干涉吗？“干涉”是一个贬义词，是不科学的。党是要领导，人大要监督，领导和监督不是干涉。
讨论司法独立时曾出现分歧，反对这一说法的人担心会威胁到党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当时李步云和另外四个人建议，一是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即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向法律负责，干脆利索；二是把“不受行政机关”改为“不受任何机关”。这个意见报上去了，但由于一些人的反对，没有被采纳。1999年和2004年修改宪法时我都提过，但一直没改。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具体的职责宪法是有规定的。但办具体案件时，党不要过问和干预。法院之上还有一个机构、一个个人最后拍板该不该判、判什么罪，这就与宪法相违背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