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困战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发生的一场围城战，进攻方为萧劲光所指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下称解放军），守城方为郑洞国所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下称国军）。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之一部分，解放军占领长春宣告了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1972年，郑洞国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宴会上敬酒
战役自1948年5月23日，解放军对防守长春之国军完成包围，并切断国军空中运输开始，直至10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投降，解放军进驻长春结束。期间150多天攻方对守方进行了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围困战初期守军严禁居民出城，“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中共军方拒绝一切人员出入城，并进行切实有效的严密封锁行动，围困战后期守城方因粮食不足需优先供给军队将长春居民疏散驱离至城外，“只需出哨卡，不许进哨卡”，解放军在继续围困的同时开辟通道，“紧急收容和救济“在敌我封锁区之间”的难民，由于大量难民出城之前早已粮食断绝，得到救助为时过晚，最终导致十余万至数十万难民饿毙。
长春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以10万解放军围困10万国军。东北解放军意图围城打援，以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围歼。但攻打长春之解放军与守城之国军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军，而廖耀湘兵团又拒绝北上援救，所以东北解放军始终没决心强攻长春。后解放军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南逃之路，将东北国军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战役形成了围而不攻之局。
郑洞国在其个人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一书中，对这段往事有详细记述，郑洞国表示这是自己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1948年3月底前后的长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仅有的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我到长春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其作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新7军和第60军，以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长春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新1军留守处部队、青年教导第1团、吉林师管区、联勤16兵站支部、驻长空军部队等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共十万余人。新7军是陈诚将军于1947年冬以新1军之新38师为基础，加上由原保安第12支队改编的暂61师，和由原刘德溥部的保安区改编的暂56师扩编而成的，总兵力有三万余人。原新38师师长李鸿任军长。在该军所辖三个师中，新38师自开入东北后，虽累遭损失，但基本上保存了驻印军时的老班底，经补充后兵员达一万二千人左右，装备亦好，是长春守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此时由原新1军参谋长史说将军任师长；暂56师的前身是原伪满铁石部队，后经收编由关内空运东北，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改编为暂56师时虽有七千余众，但战力极弱。该师师长原为刘德溥，后因与暂56师原来同为伪满部队的暂58师王家善部在营口起义，恐其不稳，遂调新7军参谋长张炳言接任该师师长；暂61师系由地方团队改编而成，虽经训练，人数亦有七千余人，但战力也仅稍强于暂56师，原新38师副师长邓士富任师长。该军另有直属部队四千余人。因此，号称所谓“王牌军”的新7军，其实也只有新38师一个师尚称能战，其余两师则徒有虚名。
第60军是云南部队，成立较久，全军约三万余人，该军开入东北后，多次遭受解放军打击，特别是在1947年冬永吉守备战中损失甚重，以后虽经补充，但一直未能恢复元气。第60军下辖三个师，其中182师兵力约一万人，实力较强，师长为白肇学；暂21师兵力约九千余人，战力较弱，师长为陇耀；暂52师系在永吉时由交警总队改编拨归第60军指挥的部队，有六千余人，但内部成分复杂，训练很差，基本上没有什么战力，该师师长是李嵩。此外，第60军还有一个预备师，约七千人，多是新兵。
根据我3月中旬作出的长春城防部署，新7军和第60军以该市中山路、中央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为界，新7军防守西半部，第60军防守东半部。3月下旬，我再度来长春后，除命新7军暂56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并着第60军派出暂52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没有再在兵力和配备上作出大的变动。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中长路、长图铁路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沦陷后，伪满洲国曾以这里作为其“首都”。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期，曾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了望台等，样样俱全。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再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粮食、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六十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挥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三米、深二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本着持久防御方针，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防御设施，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内外组织了多道防线。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以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斜射火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为了恢复和提高第60军的战力，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区的防卫力量，我还下令将新7军的一些汽车、大炮等重装备拨归第60军使用，并将新7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指挥。
经过这些努力，我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解放军较量一番了。
在整顿长春防务过程中，令我十分头痛的是如何处置那些地方游杂部队。这些部队多是地主武装，素来战力不足，骚扰百姓有余。为了巩固城内秩序，我起初曾下令一律不准他们进城，以后这些游杂部队的“司令”们常常找我闹着要钱要粮，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有几千甚至几万部队，我派人去调查，发现其中许多是无兵司令，或者是谎报人数，以图骗取钱粮。更有甚者，他们彼此间还为抢占地盘，争夺部队而内讧，经常发现一个部队有几个司令的情形，搞得乌烟瘴气，十分混乱。于是我下决心将其中素质好些的编成两个骑兵旅，新7军亦收编了一个骑兵团，使其参加市区防务，其余的干脆逐出城外，任其自生自灭。这下城郊的百姓更遭了殃，那些反动地主、胡匪，纪律本来就坏，一旦断了粮饷，就愈要以劫掠为生了。他们每到一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百姓们恨之入骨。但我这个时候已顾不上这些，唯有听之任之了。
为了提高士气，巩固内部，增强军政官员们长期固守的信心，我采取蒋介石先生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办法，举办各种短期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首先于4月间开办的是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我兼任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省保安副司令李寓春将军等任副主任。学员多是从永吉逃来的一批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永吉市政府、吉林省政工大队等机关的人员，共四百余人。这批人结业后，有的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军官，有的安插在长春市政府中。5月间，新7军也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培训该军连排级干部。到了7月至9月间，我又亲自在励志社开办了三期兵团干部训练班，培训第1兵团直属机关和新7军、第60军师级以下干部，在这些训练班上，我每次都亲临主持讲话，借以维系士气。直至9月下旬，由于局势极度恶化，这种训练班才被迫停办了。
此外，在5、6月份我以省主席的地位，要教育厅负责整顿长春市的学校，把学生组织起来，以免闹事。后来因为粮食困难，大多数学校无形停顿。当时为了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幼年兵团。以后把长春市的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其中，目的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既防他们饿死，又可避免到处滋事，影响治安，这也是巩固内部的一种措施。我并想在围城之中保持弦歌之声，借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欲固守长春，第60军是一支重要力量。为了减轻该军对历来遭受歧视的不满心理，我到长春不久，即保荐曾泽生将军兼任第1兵团副司令官，以资笼络。平时，我经常请曾将军到我家里吃饭、谈话，彼此交换意见，努力建立起一种私人间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尽管在固守长春期间，我与曾泽生将军相处甚好，甚至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之间还常相往还，但那个时候，若想彻底消除所谓“王牌军”和“杂牌军”之间的隔阂，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只好私下里不断提醒、告诫兼任长春警备司令的李鸿将军等新7军将领，注意和第60军“同舟共济”，搞好团结。对于两军间出现的一些小摩擦，我也多采取“和稀泥”的态度。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