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中共开国上将，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曾是邓小平部下，在华国锋抓捕“四人帮”掌权后，由叶剑英推荐给华国锋并委以赴上海瓦解四人帮余党重任。后因海军事件受到叶剑英、邓小平严厉批评。1979年2月7日，突发心包膜破裂在北京猝然逝世，骨灰根据遗愿，撒入大海。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抛开政治斗争的因素，本文着重讲述的是苏正华的家庭生活。《文史参考》2012年09期刊发苏振华之子苏承业撰写的文章《父亲苏振华的三次婚姻》，讲述苏家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以下为全文摘录。
苏振华与家人合影
1959年国庆节晚上，我们到天安门观看烟火。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当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时，毛主席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父亲苏振华一生总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一帆风顺。
父母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父亲参加革命前家境贫寒，靠给地主做长工为生。我奶奶便将收养的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给父亲当媳妇。后来，娇妹子生下大哥后不幸难产身亡。
我的母亲孟玮是父亲的第二任夫人，和父亲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她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材生，1937年，17岁的她和其他爱国热血青年一样，追求进步，为了抗日，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1938年下半年，父亲在抗大一大队任大队长，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组织学员学习。母亲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活泼好动，在众多抗大女学员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是个地道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而母亲是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
刚开始，母亲没有完全接受，但周围同志的积极撮合，加上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她渐渐服从了组织安排，接受了父亲，最终他们结婚了。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父母亲相互支撑，性格的摩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生活。
194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两年后，母亲怀上了我。怀孕时正是部队在战略撤退，在行军过程中，母亲早产了。母亲营养不足，没奶水，使得我营养不良，刚生下时据说只有老鼠那么大，快一岁时，连脑袋都直不起来，周围许多同志都认为活不了。
当时有人看我母亲抱着个“死孩子”，行军又辛苦，曾劝爸爸妈妈把我扔掉。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放弃我，用小米糊糊一口一口喂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倔强的母亲因为和父亲性格不合而离婚
1949年，全国解放了。父亲任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我们全家都到了贵州，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也把大哥从湖南老家接来上学，开始过起相对安定的生活。
母亲在战斗中头部曾受过伤，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胜。过上稳定生活后，父母间的性格差异开始显现，他们争吵逐渐增多。刚解放的贵阳市百废待兴，繁重的工作使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不免对父亲产生意见，认为对她感情疏远了。另一方面，要强的母亲觉得自己生孩子多，耽误了工作，埋怨父亲使她进步慢了。
1954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1957年后，母亲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时，我们共有7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父亲为了家庭和谐和子女的幸福，总是处处忍让，更加细微地呵护她。母亲在商业部计划处上班，单位在城西，而家在城东的礼士胡同，为了母亲安全，父亲就让司机到单位接她。母亲不愿搞特殊，每每总是拒绝，倔犟地自己乘电车回家。为此，父亲常常抱着刚三岁的小弟弟，让四岁和五岁的弟妹拉着他的衣角，而我和大弟跟在身后，全家一起到车站接她，尽力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然而，倔犟的母亲不以为动。1957年，母亲说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于是她提出要离婚，很快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并离家出走，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爸爸为了孩子，也考虑到社会影响，一直把妈妈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
我那时已经十三岁，问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给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欢，就坚决不穿。一个道理，我和你爸爸是组织包办的婚姻，我不喜欢的人，和不来！”对他们的关系，许多老首长、老阿姨非常关心，不少人常来做工作，希望他们和好。1958年，父亲最终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离婚后，母亲一直独居。组织多方了解，她并没有找到所谓男友。我们推测，所谓找到男友只是借口而已，父亲和我们只能常常在生活上给她一些关怀，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主动让我们看望她，给她应有的家庭温暖。
弟妹曾用名画《不相称的婚姻》讽刺父亲的婚姻
母亲离开后，父亲带着7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1959年国庆节晚上，全家人到天安门看烟火。我和大弟弟走在父亲身边，父亲怀抱着四弟，手牵着妹妹，另外两个弟弟拉着他的衣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她与毛主席谈到父亲的现状，毛主席考虑一下说：“让他放肆找一个！”
1959年秋天，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了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介绍父亲和陆阿姨见面。陆阿姨当时只有25岁，她性格坚强，要求进步，是文工团里的优秀舞蹈演员。她对父亲有所了解，也有过接触，对父亲的印象很好。于是，对组织的安排她表示服从，他们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往来接触。
然而，父亲和陆阿姨的婚姻受到多方的争议和阻力。首先，父亲47岁，陆阿姨25岁。陆阿姨的哥哥、妹妹对这桩亲事都持反对态度，不希望阿姨为一个有七个孩子的老男人牺牲自己的青春。社会上和军内的非议更多：说父亲喜新厌旧，说陆阿姨贪图权势和财产……
我们子女的反对态度就更明显了。我想，母亲虽与父亲离婚，但她健在，我无法接受一个新人到我家来；而且，她那么年轻漂亮，我不能忍受外界的指指点点。从此，只要见到她到我家，我就会站在楼梯口，不让她上楼。无礼举动的我，常常被父亲的孙秘书拉走，并苦口婆心地劝我要理解和爱护父亲。
1960年初春，父亲和陆阿姨的真爱结了果。那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贺龙同志为父亲和陆阿姨主持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婚礼上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变成了无奈。父亲和陆阿姨回到北京家里，迎接他们的是我们子女冷漠和鄙视的眼神。当秘书把装喜糖的盒子给我时，我生气地大叫道：“我才不吃你们的臭糖！”说着使劲把糖盒摔到地下，糖也撒落了一地。弟弟妹妹还恶作剧：把一幅俄罗斯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挂在家里，画面是一个年老的俄罗斯伯爵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的婚礼，妹妹故意让父亲发表观感。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气得把妹妹拉走，大声责问：“你这是干什么？你爸爸没有责任！”
面对这难堪的局面，父亲和陆阿姨从没有指责和抱怨过我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时用他们的爱和家庭责任感融化着我们。陆阿姨用行动逐渐融入家庭
1960年前后，全国人民生活都很困难。我家虽是高干家庭，但那个时期，也过着清苦的日子。当时每月配给两斤大米，只给工作繁重的父亲，孩子们和大院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叶。每次吃饭时，父亲都把小小的一碗米饭，喂给只有几岁的小弟弟。家里孩子多，没有布料，弟弟们的床单，都是陆阿姨用一块块碎布拼接缝制的。
当时父亲的工资三百多元，虽然已是不少，但是家里孩子多，还有老家的亲戚需要接济，依然是捉襟见肘。
陆阿姨到我们这个家，不仅要面对我们的冷落，还要极其勤俭，用节省的钱照顾几个未成年孩子的生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她的埋怨和呵斥。相反，她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积极想办法支持。那时候我爱拉手风琴，爸爸为我买了琴，陆阿姨为我请来文工团专拉手风琴的李春廷叔叔做我的老师……
由于父亲是个孝子，他每次接奶奶来时，下班后常会给奶奶端茶倒水，有时还会跪下给奶奶试穿新鞋，他对老人的孝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我们心里还是有想法，但为了老人，为了爸爸，看看陆阿姨也很不错，就不再为此争吵，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1961年后，陆阿姨先后生了两个小弟弟陆一和陆二。陆阿姨对这两个小弟弟并没有特别的宠爱，穿的都是我们穿过的旧衣服，吃的、用的和我们都一样。我们几个大孩子也很喜欢这两个可爱的小弟弟。妹妹对他俩格外疼爱，成了小弟弟的“特护”，每天带他们玩，他们也“二姐、二姐”亲亲切切地叫个不停。外人看不出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文革”时一家人天各一方
爸爸和陆阿姨对我们平和的爱，我们对陆阿姨生的小弟弟的手足之情，使我们之间逐渐融洽起来，家庭也有了更多的欢乐。而使我们的心真正走到一起，是“文革”这场暴风骤雨。
1967年1月16日夜，造反派抄了我们家，半夜父亲就被绑架走了，陆阿姨也不知去向。那天早上还不到六时，我把5岁的弟弟陆一送到幼儿园，反复叮咛他千万不要乱走，一定要等幼儿园阿姨到来，看着孤零零坐在空荡荡房间的小弟弟，离开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我的同母弟妹也都被逐出海军大院，到北京农业大学母亲那里。不久，农业大学迁址陕北，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押解到陕北清泉沟大山里。大弟弟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唐山烧锅炉；妹妹和二弟发配到云南玛黄堡当了割胶工；三弟、四弟被海军安排到天津草砣子农场，一个做酱油，一个养马；父亲、陆阿姨和两个小弟弟音信全无。一家人天各一方。
1970年底，我复员到北京市第二医院，偶尔弟妹们回北京来见上一两面，而父亲、陆阿姨、两个小弟弟和我母亲始终音信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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