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领域不应成为改革和反腐的盲区

北京时间10月29日，SOHO中国潘石屹与耶鲁大学签订捐助协议，向耶鲁大学捐赠千万美元。张欣表示，SOHO中国预计将陆续向海外名校捐款1亿美元。早在今年七月，SOHO中国基金会向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一事，已一度引发巨大争议，网上褒贬如潮互掐等现象亦引起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思考。

改革和反腐盲区下的慈善领域

中国富豪的海外慈善之路一直都存在争议，前不久港商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创下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款，为什么华人华侨不捐中国的大学而选择美国的大学？海内外的华人富商们宁可把钱捐到国外也不捐内地，是不是也在提示着人们，中国的慈善领域出了什么问题？

《华盛顿邮报》曾报道，慈善事业已进入一个与近百年前相似的黄金时代，顶级富翁捐出巨款，普通市民积少成多的慈善浪潮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慈善事业已在国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氛围。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在 22 个国家所进行的全球非盈利性事业比较研究报告，早在1990-1995 年间，公益捐款总额已占这些国家 GDP 的 4.4%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联手推动的一项计划，旨在鼓励美国亿万富翁们将个人资产的至少一半捐献给慈善事业，已有不少亿万富翁夫妇承诺会将一半资产捐出。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热心慈善事业似乎更已经是一种传统。回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国际地位亦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道德基础，以社会成员自愿捐献的款物为经济基础的慈善事业却在中国遭遇重挫。

中国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儒家讲“仁爱”，佛教讲“慈悲”，道教讲“积德”，墨家讲“兼爱”……表述虽不尽相同，然义理相近，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为民的人道理念和道德准则。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以西方教会慈善活动的介入以及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为标志，传统的慈善事业在近代激烈跌宕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在自然而然中亦发生了嬗变。中共政权建立后，慈善事业一度被当作“旧社会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装饰品”而屡遭批判，慈善事业陷入停滞，以至销声匿迹长达近三十年之久。中国当代的慈善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复兴与发展起来，在政府的扶持下兴办，采用的是官办或半官办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从其一出生就被披上了“官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中国慈善真的是命途多舛，就像未富先老的社会一般，未曾壮大起来便已先弄得伤痕累累。据大陆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0年的7年时间内，社会捐赠从不足30亿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发展到31亿元、100亿元、181亿元、223亿元、1,070亿元、400亿元、700亿元……2013年各地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566.4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107.6亿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458.8亿元。很显明，2008年成了个分水岭，中国社会捐赠总额急剧攀升的态势在那一年后嘎然而止。08年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爆出“万元帐篷”争议、红会工作人员采购万元药品开5万元发票被曝光、汶川救灾物资在商店出现……这些事情的出现究竟是谁羞臊了谁？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社会捐赠总额的由08年的1,070亿元直线掉到次年的400亿元。

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更是把红十字会推上了风口浪尖，带给中国红十字会乃至整个慈善领域前所未有的危机。当年全国慈善组织的捐款额下降八成多，红十字会的捐款额下降六成。官办红会上亿经费不公开，全国各地捐赠资金被挪用等丑闻连续不断，单单一个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筹款金额三年全国第一，公益支出却名落孙山，被曝大量资金用于放贷，数十亿善款掌控在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而公司与宋基会无任何股权关系。红十字会关于卖血非法牟利的传闻相继报道，再次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感。红会捐赠查询平台的推出，本是件好事，是中国官方慈善迈出的可喜的一步，可错误百出的闹剧，在公众原本早已不信任的伤口上又重重撒了把盐。一些企业、单位捐款时出现变相摊派，这种“索捐”和“强捐”出现后，便与强制、被迫、无奈等字眼联系在了一起，也让公众发自内心的善心变了味，进而引发公众心底的厌烦和反感情绪。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于监管的缺失，中国的慈善事业几欲成为邪恶的渊薮。捐款人用钱“投票”，反映的是最真实的捐助意愿。若捐款人看不到透明的使用状况、看不到济危扶困的效率，只能通过非正常渠道看到大笔捐助款项可能被挪作他用，相信任谁都会对这一系列信息做出倾向性的选择。

官方慈善空有垄断而监管混乱，使得社会慈善闹剧频发，公众质疑不断，更让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备受坍塌的威胁。放眼国际，真正的慈善组织，不是官办的，而是社会性的，市场化运作和管理，公开接受监督，相互充分竞争。而中国所有民间慈善组织必须挂靠中国红十字总会方能运营，没有独立公章，无法随意支配其公募所得的基金账户，就连想要从事的公益活动，也均需主管单位的多重盖章。民间慈善组织为谋不被抛弃的尴尬处境，想“体面”地生存下去，还必须竭力维护和政府部门的关系。这种维护、拉拢，甚至是讨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慈善组织的“官附性”倾向，从而导致“官僚化”运作。“不信任”导致了对公益组织的质疑事件层出不穷。从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到崔永元的公益事业，再到对壹基金芦山地震捐款使用速度的质疑，公众的注意力一次次被吸引到公益行业，越来越多的质疑对准了慈善组织。质疑所引发的信任危机已让公众患上了“慈善过敏症”，沉默的大多数，更是选择了不捐，远离慈善。突破盲区，让慈善系统重拾信任

中国慈善领域近年来所不断爆发的问题，让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领域肯定存在着制度性缺陷，有着亟待改革的制度性问题，也一定会有贪腐潜伏。

十八大新领导层上任以来，以大改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治理，以强有力的反腐治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最广泛赢得民众支持的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改革，二是反腐。中共在改革和反腐上的一连串强势动作，不仅为习赢得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师”头衔，也检验了中共改革与反腐的诚意，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好评与信任。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单独二胎、废除劳教、新型城镇化、户籍、纪检、简政放权等领域的改革已经实施或揭开面纱；司法、财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方案正在获深改组审议或通过；外界看来颇为神秘的军队改革也悄然进行……习近平在调研时，对地方党政要员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涉及市场体系、经济制度、宏观调控、社会活力、公平正义、党的建设等，这被外界看作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治愈顽疾的信号。事实早已证明，权力和腐败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如果主观努力不够，自身素质不高，对自己要求不严，在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极容易使自己的权力转化为腐败。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接近前10年一半，已有30余名省部级“老虎”被打掉，2014年被处分和查处的处级以上官员已近500人。

万物皆动，惟慈善领域独静！惟独在慈善领域，不管是改革也好，抑或反腐也罢，都一直未见动作。权力好比一辆车，动力越大，制动力也需加大，失去制动将会车毁人亡，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了帮助中国慈善系统重拾信任，为了让社会分配更趋向公平合理，为了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不致跛脚，习近平团队必然也必须将改革与反腐的两板利斧指向慈善领域这个暂时的盲区。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慈善领域无疑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单看当下的中国红十字会，一个副部级单位，人员经费由政府全额拨款，整个系统拥有万余名公务员。要让这么一个副部级官员领导的庞大的官僚系统，自己革掉自己的命，转而变身为一个热情洋溢、效率极高、普善众生的民间组织，必然需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勇气。

习近平曾指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孤立地看。在这样一个信任缺失、方向不明的“艰难时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师”，为了帮助中国慈善系统重拾信任，为了让社会分配更趋向公平合理，习近平团队必然也必须将改革与反腐的两板利斧指向慈善领域这个盲区。唯有透明，方能以最大的诚信来恢复公众的信任；唯有用真，方能治愈公众伤痕累累的爱心。爱心和慈善，本来只与温暖、感动、帮扶、救助等字眼有关，慈善的高层境界应该是让社会中人人皆视慈善助人为一种快乐，主动慈善，并上升为社会风气和道德准则。中国慈善需要的是普通人之间的一个微笑、一个尊重、一个信任、一个友好，而这样的慈善的前提就是慈善领域不应成为改革和反腐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