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潘石屹又向耶鲁豪捐赠千万美元，微博对潘石屹的热议又一次爆棚，分为俩大阵营，有的骂声成篇，有的非常理解。潘石屹表示，教育是无国界的，SOHO中国也曾捐助过中国的高校，但此捐助项目是针对在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而设立的。对于捐助海外名校，是否想为自己的儿子进入海外名校“买门票”，潘石屹回应称，父母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入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但学校有自己的录取要求，如果一个人没有那样的培养价值，学校不可能因为谁捐了款就录取他。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的姚树洁就在博客质疑潘石屹，“把从老百姓那里收刮来的高额利润，捐给美国大学了”。对此潘石屹予以否认。
陈光标的中国式“暴力慈善”
为什么潘石屹的慈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呢？并且为什么潘石屹不把千万美金的巨款赠予中国的大学呢？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社会对于慈善的不信任，认为中国没有慈善生长的土地。反观红十字会以血库非法牟利数十亿元的传闻，再一次让慈善话题成为人人争论的焦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是有爱心和慈善传统的民族，从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扶贫济困的传统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可现代社会是所云之德没有所为之事，现今中国是没有慈善的，一片大荒凉，大众眼里所谓的慈善其实是一片令人不齿的乱坟岗。
中国传统无慈善
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影响，遵循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在这种儒家的伦理体系下，不难看出，只有在最大限度的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或者是财富的追求，也就是最大化的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才可以去“平天下”，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去帮助别人。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体系里，有帮“熟”不帮“生”的传统习惯，但是其实不然，比如比尔•盖茨的慈善。比尔•盖茨基金会围绕着“健康”的理念，在有需要的国家，为有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但从中国亿万富翁捐赠的事迹中看到，捐钱行善的受助对象都是“乡邻”，比如之前“土豪村”的出现，恰恰是村子里出了个暴发户，暴发户挨家挨户发福利，钱堆成了山高。这虽然也是一种慈善，但笔者更愿意称之为“中国就近式”的慈善，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曾有某机构做了一项跨越20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在路上遇到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时如何做时”，选择“绕过去，不理睬”的人占了近一半的比例；而选择“给予帮助”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多。但在问到“如果您周围的同事、同乡、同学、朋友需要帮助．您是否会给他们帮助”时，回答“会给予帮助”的占了百分之八十多；回答“不会”的还不到百分之十。可以看出，超过八成的人愿意对自己熟悉的人提供帮助，而只有近二成的人愿意对不认识的人提供帮助，看来不仅仅是富翁，中国普通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都脱离不了某种程度的“关系”的影响。这由于社会人民阶层矛盾的加剧，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是帮“熟”不帮“生”的原因之一，催生了民间“中国就近式”的慈善。
中国企业无慈善，“陈光标式人物”会越来越多
之前，在中国某表彰大会表彰了一部分所谓的中国慈善家，先不说这些慈善家到底做的“真”慈善还是“假”慈善，但是在中国境内捐款过百万的慈善家没有前首善陈光标。主办方解释，由于陈光标捐赠多为现金和实物，核实的难度太大，故本次排行榜中没有陈光标。这无疑是让陈光标最心寒的，当一个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得不到肯定和评价，是最可悲的，无形的影子笼罩出了温暖，但是不给影子表扬和名字，影子还会继续笼罩么？
陈光标在此次事件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的“高调行善”风格，崇尚“暴力慈善”，且行善地址多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没有在中国，这无疑是给当初否定他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虽然，陈光标“高调行善”的方式，一直以来引来不少争议，甚至被视为“暴力慈善”：北京雾霾，他送空气的举动；全国经济普查，他用16吨百元大钞堆成“演播室”的行为……有人总盯着陈光标的“高调行善”。事实上，陈光标不是中国首富，甚至不是南京首富，当盖茨、巴菲特携手劝捐，他大声回应死后裸捐。这让多少退避三舍的企业家感到被动而尴尬？相比那些对慈善事业吝拔一毛，对奢侈品消费却出手豪阔的富豪来讲，无论陈光标如何包装自己，至少他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善事。也有人质疑陈光标搞慈善的动机不纯。企业、企业家做慈善，自然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承认和相应的回报。虽然这个回报，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物质回报，但至少对企业的形象会起到积极的塑造作用。那些为慈善做出贡献的人，站出来自我展示几下，又有何妨？
陈光标做了很多善事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在某大会抢了位置，一场表彰大会演变成了一次“升迁”和“政治化”的舞台，这是让慈善好人低头，让经商的官人抬头的机会，所以中国会有陆陆续续的“陈光标式人物”出现，这不是盲目模仿，是被这种形式舞台伤透了心，在能发挥自己的地方继续发光，无论国界。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有综合消息说，近10年来，中国人慈善捐赠人均仅为1.7元。虽然中国有23万多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但在“非典”期间，只有一位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32万美元，占富翁人数的二十三万分之一，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全国上千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十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款。相比国外，却是大好场面，在其他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在当地自己兴建利民设施和基础设施，得到了广泛好评，贡献卓越。
中国社会的不信任危机潮流，抹杀了慈善的萌芽
政府不信任公众自觉性。捐赠带强行，每年的天灾人祸总是难以避免的。一遇灾祸，大凡机关单位总是按人头、依职务指派捐款或赠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自愿性、独立性和自觉性。一般说，你想不捐或者多捐似乎都是说不过去也是容易被当成“另类”的。对企事业单位包括民营企业而言，那种通知和动员也是近乎指令，就连离退休人员也多有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早已将捐款从工资中划走的问题。如此一来，被迫捐赠就使得大家心里不痛快，不是不愿意献爱心，而是奉命按“职”行“捐”，不捐不好，捐多了也不大好。单位把职工心中的慈善变成任务，人们从心底抵触，这种对职工的不信任抹杀了公众的慈善。
公众不信任政府机构。因为捐赠的善款善物的用途不公开，不透明，所以大家心里都愿意知道这些款物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尤其是这几年不断听到有些贪官大肆侵吞扶贫款、救济款、捐赠款的问题，还有善款不被善用，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血汗钱“捐赠”到腐败的“无底洞”里去。没有公信力的机构，你连一分钱都不想捐进去，因为你只想让这一分钱给山区的孩子手里，而不是贪官坐下的跑车。没有信任，慈善无从谈起。
“慈善”不信任民间组织。因为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小的慈善组织很难在苟延残喘时“活”下来。目前，除了政府的捐赠管理部门外，实际还有不少慈善捐赠的组织单位和团体，也有一部分自发的民间慈善组织。这些“组织”都在打着献爱心、捐善款的旗号，四处拉钱拉物拉捐助，甚至还有一些假和尚、假道士、假道姑骗钱骗物，大都是钱物弄到手就走人，根本听不到下文和回声。这既让人们分辨不清谁是“正规军”，谁是“游击队”，也让大家听到“拉捐赠的”就像听到“讨伐队”来了一样腻歪和恐惧。没有慈善组织的信誉品牌，缺乏捐赠救助的公信，真假难辨，用途不明，监督不力，人们甚至不知道把善款捐赠交到哪里才能够放心，也难怪有些企业和个人对捐赠不大热心。
明星开创自己的慈善基金不被信任。正如李连杰的壹基金在网上遭到质疑。实名认证微博“四月网”发声，质疑李连杰贪污雅安地震捐款3亿善款。对此，继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和创始人李连杰相继否认贪污善款后，调查后才知道此事为造谣，但是把壹基金在公众的形象一落千丈，这源于民间对慈善机构不信任的思潮，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除。随着炫富女郭美美的“伏法”、赵白鸽的“卸任”，中国红十字会“洗白”似乎胜利在望。不过又有红十字会关于卖血非法牟利的传闻相继报道，又一次加剧了社会的不信任，人们纷纷觉得以后不能再捐血了。随后，有关媒体上，红十字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否认了自己卖血库一事，对社会说没有此事，但是公众的耳朵不是进风筒，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大家有自己的认知，一个人犯错说自己没错，这是没可能的。所以对红十字会的否认，公众不能全信，血液联系着生命，至此，以生命维系的慈善信任也宣告倒塌。
以上说明了中国土地并没有真正迎来慈善时代。正如马云说中国没有慈善生长的净土，在美国上市成功，如日中天的他说道：“我和比尔•盖茨交流很多，他和巴菲特带给我和蔡崇信很多思考。但是我认为今天在中国，裸捐的时机还没到。”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从2010年开始，阿里巴巴把千分之三的收入用来做公益，我和太太作为捐助人，去年加入了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为了激励那些从事对抗癌症等疾病研究的科学家而创立的。中国的公益事业起步比较晚，经验不足。做公益不仅是有关钱，在中国更有关体制、人才和人。在这方面，我们都还是学生，这也是我们建立基金会的原因。等这一群人有了经验之后，未来我们会做更多，还会投入更多的钱和资源。马云现在是中国首富，可是他带头不富，认为中国还没有慈善生长的土地。
慈善事业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也考验着人生的态度和价值。西谚说：“一个人的真正财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对其同伴及朋友们所做的好事。当他死去，人们不会说‘他遗留下多少财产？’但却问‘他生前做过多少好事？”有报道说，比尔•盖茨日前在英国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将自己400多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英国著名女富豪安妮塔•罗迪克近日宣布，不抱金山银山进坟墓，将把价值5,100万英镑（约合9,180万美元）的个人财产全部捐给慈善事业。尽管我们在捐赠体制和操作上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还是应该看到，社会需要捐助，个人需要爱心，哪怕是像港台慈善家那样自己背着粮食拿着钱物直接送到贫穷人家，这个表达善心爱意的捐赠还是全社会不可或缺的。慈善才可能在中国生长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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