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文革中可谓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文革初期，尚未进入中央的张在上海的地位却不稳固，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十年间曾三次掀起大规模炮轰，以各种方式与其进行斗争。作为上海革委副主任的徐景贤，在其个人回忆录中以亲历者口述的形式，详述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下为《十年一梦》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张春桥与许世友在中共十大会场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1967年1月28日，上海发生炮打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事件。1968年4月12日，又发生第二次炮打事件，规模以及卷进去的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第二次炮打主要针对张春桥。
炮打有它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1967年1月28日炮打以后，相当多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红革会”为代表，被压下去了，这批人心里有气，对张春桥不满。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后，在学校清查1967年炮打的事件，把其中主要的人员作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隔离起来，比如复旦大学胡守钧、周谷声等。这就引起原来反对过张春桥的红卫乒更大的不满。
外因是，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年创，全国武斗不断，上海也发生过砸上柴“联司”的事件，江青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在北京派出工、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他们把学校里两派武斗压下去了，但把原来造反派夺的权也拿回去了，权力到了工、军宣队手里，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失掉了权力，内心潜伏着很大的不满。中央的政治局势也很动荡，1967年八月，武汉事件后，王力煽动夺外交部的权，接着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冲击外交部事件，中央先后把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1968年3月份，又出现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祟碧，一个是代总参谋长、一个是空军政委、一个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月22日，中央撤销“杨、余、傅”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当时中央文革领导人都到会。大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现了，后是万人向毛泽东欢呼。
那次大会张春桥正好没有参加，3月23日他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4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的。3月27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那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由于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收集情况有功，《文汇报》对她很推崇、曾希望她到上海任《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但她家在北京，丈夫贺瑞林是总参二部副部长，她就仍旧留在《文汇报》北办工作。因为上海没有参加“三？二七”会议，不了解中央精神，所以我很紧急地告诉艾玲，让她无论如何到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纪录，用飞机带回上海，我们派人在机场接，拿到会议纪录，我们要在上海的大会上传达、宣传。3月28日，我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张春桥也不知道北京其他领导在会上讲话的内容。我们先讨论其他方面的工作，接着就等待北京航班送来的大会讲话纪录。我让我的秘书在机场等，随时与我通电话。那天航班迟到了，我们很着急、秘书拿到文件后，直奔展览馆。文件是艾玲手写的，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北京会场的情况。我向全体委员传达，他们做纪录后就到下面去传达。我传达完马上把这份记录送到张春桥那里，因为只有一份。
《文汇报》朱锡琪带头炮打
这事情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就提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卫戍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所以他对此产生了怀疑。
从3月下旬开到4月初，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朱锡琪负责筹备工作。朱锡琪在《文汇报》夺权中起了关键作用。上海“一月夺权”和《文汇报》有渊源关系。《文汇报》的夺权，事先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但夺权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汇报》是全国报纸中夺权最早的。朱锡琪曾担任《文汇报》报社机要秘书，共产党员，又做过《文汇报》体育专栏记者．当时体育记者很不受重视，但他造反很早，他们有一个三人核心：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他们三人在《文汇报》组成一个“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1967年1月5日宣布夺权，当天转载了上海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毛泽东就是看到这一期夺权后的《文汇报》，又看到张、姚给他发去的汇报，1月8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文汇报》夺权的事情。毛主席说：“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主席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样一来，朱锡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张春桥、姚文元在筹备上海夺权过程中，都叫朱锡琪来参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委任朱锡琪担任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长，同时又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相当于副主任。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朱锡琪在当时的地位很高。朱锡琪平时模样很朴素，背着军用包，留平头，穿蓝布中山装。他喜欢跟人争论，嗓门很大。筹备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张春桥召集过几次小会。当时社会上已经有流言传播，传张春桥是叛徒。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我听了，心里动了一下，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1967年的炮打中没有涉及，那时只不过说张春桥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烂掉了，难道他是正确的？1968年炮打前提到这个问题，我马上联想到他的妻子文静，因为文静曾被捕自首，是不是文静的这段历史传出去后，牵连到张春桥，但我不敢讲。当时也没有人说张春桥是特务。
张春桥在会上还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这话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从前我看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报告里说1948年南共脱离了情报局，斯大林当面对赫鲁晓夫说：“我只要把小指头一点，就不会再有铁托了，他就要垮台。”后来，我又听过传达，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只要小指头一指，刘少奇就会垮台。”我心想，张春桥把斯大林、毛泽东用过的话在这个场合搬出来，说明他是非常恨人家提到他的历史问题的。那天，朱锡琪也在。我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这天晚上的会议后，关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在外面流传。游雪涛小组在外面捕捉动向，发出了警报，认为上海正在酝酿第二次炮打。他发了一期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当时有一部德国的纪录片叫《条顿剑在行动》，反映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势剑拔弩张，上海又要再一次地炮打张春桥。
但我当时估计不足，认为他们在上海翻不起浪花，所以还是集中注意力搞好学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总结报告，张春桥在大会上也做了一个讲话。
那是1968年4月初，会议闭幕时，他上台讲话。那天很特别，他照例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以后，接着说：“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三人身份的时候，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我们都楞住了。吴法宪是林彪非常信任的，军委办事组重要成员，空军司令员，张春桥在讲话时把余立金的名字错说成了吴法宪。我在下面很着急，向他使眼色，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马上在会上改正，但已经传出去了。大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像很不应该。那天讲话结束后，他下来时脸色很尴尬。此事又引起很多人的议论，包括朱锡琪在内。
事情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4月初，上海街头已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我们理解杨、余、傅的后台可能是指中央的老帅，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的军队职务还不怎么高，最多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想，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
上海活学活用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过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都是几版几版的发讲用稿和消息。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部没有提到他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但是在报道其他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四·一二”炮打后，我问过张春桥，我说：“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这样，又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朱锡琪曾问我：“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子，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
还有一件事，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内部有两派，一派“红旗”，另一派“红纵”。“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红旗”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是保邱会作，拥护林彪的一派，张春桥和我们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红旗”感到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邱会作当时是解放军总后负责人，也是林彪心腹。朱锡琪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4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我认为，从林彪讲话和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我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我也很不满意，认为我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
接着，《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个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霍土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这个说法传出来，朱锡琪很相信。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中央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
4月11日深夜，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文人搞炮打，还是有水平的，在传单里没有指名道姓，都是用暗指的方法。所以现在我看见好多人的文章里提到“四·一二”《文汇报》写的传单上公开点名张春桥怎么怎么，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他们几个人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连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家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4月12日清晨，我正在睡觉，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把我叫醒，他已经从墙上揭了一张传单给我。我一看，这明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我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他还没有起床，我叫他秘书来拿，我这里到处告急，八点钟上班时间还没到，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贴大标语的有很多是穿军装的。他们拿着浆糊桶，从市革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穿军装的人贴标语时，把领章、帽徽都拿下来，表示他们不是现役军人。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绐我打电话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把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他秘书来来回回，一会儿拿标语，一会儿拿外面情况材料，一会儿拿电话记录。上午9点钟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晃晃悠悠地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我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他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
我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我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怀疑。”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周总理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露出两个宽门牙，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我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
当天，我给他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我们两人正在房间里吵的时候，马天水来了，他看到我们两人造反派对造反派，谁也不买谁的账，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罢我的官！”声音响得有些嘶哑了。
我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次，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谈清楚。”我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就走了。
张春桥奉召飞往北京
我们几个人，王少庸、马天水、我．王承龙都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天，张春桥很特别，特意叫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显得镇定沉着。他看见我们很着急，就对我们笑了笑，让我们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的样子，觉得他总有什么底，也放心不少。我们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给姚文元打下电话。姚文元非常吃惊；说：“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15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我感到姚文元对这事很重视、我脑子里一转为什么找李作鹏呢？
第一，因为这里涉及到保邱会作还是反邱会作的问题，找邱会作不方便，第二，前两天张春桥大会讲话的时候，把余立金错说成吴法宪，把吴法宪也扯进来，所以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可以找他。我们－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定了。但我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是不是向毛主席、中央正式报告此事。我知道，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我出面比较方便，所以我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感觉到我的考虑还是挺周到的。
我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我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主席。电报发好后，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他们商量要反击。我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有一条意见比较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王洪文告诉我：“‘工总司’内部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我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张4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我对王洪文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那天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我很清楚，这肯定是我们给中央发的电报以及姚文元向江青汇报的结果。张春桥临走前，要我们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张春桥走后，我乘车到外面兜，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部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学生很多，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部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红圈圈，打着大又叉。具名是“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我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兜到南京路，慢慢走不动了，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议论的、看标语的、贴标语的，一片乱哄哄。车辆被堵在那里，排成长队。到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我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人家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出后好奇，看后排坐着什么人，一个人叫起来：“徐景贤！徐景贤！”一叫，大家都想看看徐景贤跑到这里干什么，便都围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我装得很严肃，不流露出任何情绪化的东西，但是我很尴尬：人家在炮打张春桥，我在南京路上做什么，十分引人注目，好像在凑热闹。后来警卫员对司机说：“无论如何要冲出去。”驾驶员拼命掀喇叭，整整用了十几分钟，才冲出一段，后来警察来了，把人排开，我才冲出“重围”。
回到康平路办公室，临近下班时，东海舰队送来一份电话纪录，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电话指示先传到东海舰队，东海舰队再给我们传来。很多书上写着，那天吴法宪乘飞机到上海，传来四条指示，没有这回事，吴法宪在这事里没有出现过。
除了李作鹏的三条指示，我也接到复旦大学空4军军宣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接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军宣队负责人是方耀华，因为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我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这时，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上海政宣系统群众思想非常混乱，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主张炮打。政宣系统分成两派，反对炮打的一派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辩论，我一听，既然李作鹏和空军的指示都来了，我手里有了王牌，政宣系统要搞辩论，我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我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那天晚上。在外滩市革会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我、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但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而且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当天我主持会议，宣布辩论会开始。朱锡琪那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部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
其他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今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着，朱锡琪站出来发言了。他说话咄咄逼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我一听他还在继续煽动群众，非常生气，因为有李作鹏电话指示的底，我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部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春桥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电话指示，所以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
这时候，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清嗓子，他是长征老红军，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纪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一遍还不够，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高志荣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接着，马天水发言，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他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我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进一步发挥：“朱锡琪等人同1967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朱锡琪在下面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大家都叫：“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这时候，朱锡琪没有表态。《文汇报》三个造反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我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统还要回去传达，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琪。如此一来，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我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我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不能再让朱锡琪负责，我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较好，平时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文字比较好，我曾把他调到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参与起草“九大”的草案，同时在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专门编写过简报。这样，我们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的错误。邵传烈跟我们讲他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从北京绐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表示忏悔，流着泪向我们检讨，承认错误。我们当场要他把《文汇报》的编辑担子挑起来。但是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以后，《文汇报》每天版面的定稿情况他都用红机子打电话向我汇报，请示得非常频繁。
最使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在市革命委员会要害部门出了“动摇分子”。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个人给王承龙看中，王承龙让他掌管市革会组织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王承龙还提名有些人做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谁知道，这个组织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桥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获，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漏，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这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后，我们非常生气，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承龙有苦说不出。王洪文与我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箱，不然，那里要是再看，怎么得了？这样，我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进入档案室，指令组织组工作员打开一个个铁柜，看到《张春桥档案简本》和《姚文元档案简本》，我也很紧张、不敢打开看，我说：“赶快把它封起来。”这样，好几个工作人员把这两个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都捆起来，然后用封条封好，由我和朱玉佩两人监督，押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王少庸叫人当着我们的面把档案放进他的保险柜里封起来，免得以后有人从中收集炮打的材料。接着，王洪文对我说：“市革会组织部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
实际上，王洪文觉得他掌管的部门比较少，组织人事大权很重要，他认为抓权的机会来了。他说：“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我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我在那一刻是支持王洪文的，我说：“你派人进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我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同意了。王承龙吃了一记闷棍。这样，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30多岁，曾在车间担任工段长，造反以后，曾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祖敏为人谨慎，不像王洪文别的小兄弟在外面冲冲杀杀，犟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王少庸也接受。我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接着，我们在上海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我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那天，我还耸人听闻地用历史来对比，我说“41年前，1927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41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这样，我把两个“四·一二”相提并论来加以批判。
另外，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队负责人会议上，我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在讲话中对张春桥歌功颂德：“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1967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我当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件”中的表现，有没有错误言论，来势非常凶猛。市委监察委员会有个工作人员，在“四·一二”时，议论过张春桥的历史，现在要追查，他很害怕，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海格大楼七楼跳下，当场身亡。这也是在“四·一二”整风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人。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稳固了，但是我们听说，复旦大学有一部分学生还不服气，这个单位还没有稳住。
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和我、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空4军政委王维国、空4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我们还把在这次反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虽然名义上是开座谈会，但是所有领导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大家都批判所谓的炮打逆流，为张春桥唱赞歌，把复旦大学炮打的声势全部压了下去。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炮打。我们说：“参加炮打的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我们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
毛泽东对张春桥说“无事”
我们把上海清查“四·一二”炮打的情况，每天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书面的，口头的都有，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里面有“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口号。
正当我们在上海很起劲地追查的时候，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主动问：“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我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讨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做检查的罗？”
我对他的话摸不着头脑，回答说：“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查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我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其实我自己也扭不过来，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我的为难之处，他劝我说：“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我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医）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那天接了电话以后，究竟怎么回事，我确实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我一直是坚决执行的。
第二天晚上，我根据张春桥指示，到《文汇报》去召开大会，因为前面我们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怕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查不满意，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他是部队干部，对地方造反那－套很不习惯，上级命令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的检查表示欢迎，他发愁地说：“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我先说了一段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下面的人一愣，从市革会大厅大会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叫过朱锡琪一声“同志”、大家感到我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朱锡琪那天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他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一遍，应该说，检查还比较深刻，有进步。他刚刚讲完，人还没有离开扩音器，我就带头鼓起掌来，这真叫“孤掌难鸣”，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声音。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我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务。接着我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那天，朱锡琪也感动得流泪。《文汇报》有些人，本来确实觉得脸上无光，因为整朱锡琪，把《文汇报》也整得够呛，这样一来，《文汇报》的工作也正常起来。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活动暂时停息下来。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把王少庸、马天水、我、王洪文等比较核心的领导找到兴国路招待所。那天，他穿着军装，显得很精神。他坐在藤椅里，一面抽烟，一面跟我们讲话。张春桥喜欢抽没有过滤嘴的中华牌烟，他嫌带过滤嘴的烟抽起来没劲，香烟把他的手薰得焦黄焦黄。他啧出一口烟，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张春桥说到这里，显得非常感动的样子，我们几个一听，也被感动了；说明毛主席对张春桥是十分信任、十分关心的。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听了这段传达，我们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所以张春桥要我们来个急转弯。我和王洪文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会心地笑了，说明毛主席高明啊。张春桥那天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非常不满意，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我们回来后马上要游雪涛把它销毁。游雪涛本想做一件邀功的事情，结果吃了一个批评。看起来，“四·一二”炮打的追查工作似乎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张春桥后来多次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他多次提到炮打的背景有很多疑点可以查，我们也都觉得这些问题没有查清楚，都是隐患。所以到1970年，全国、全市范围都搞清查运动时，王洪文提出全市要清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大事件，把1967年“一？二八”炮打和1968年“四·一二”炮打列为其中重点清查的两大事件。清查十大事件得到张春桥的正式批准。
我想：1967年炮打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但是到1968年，毛主席又说“无事”。我认为“无事”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炮打张春桥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应该把它查清楚。这样，我们通过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把原来一批己分配到外地工作的“红革会”头头，重调回上海，给他们办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最后把“红革会”原负责人马立新（复旦大学“红革会”）、李功佐（上海师院“红革会”）、劳元一（复旦大学“红革会”）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把他们重新分配到外地。“四·一二”炮打后，朱锡琪已经在做一般的编辑工作，他听了传达，十大事件中有一个是关于他的，很害怕，逃走了。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好几天，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回来。清查时，不光查朱锡琪，还查周国荣，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曾给上海传来几个重要信息，在“四·一二”炮打后负责人艾玲给中央文革写过检讨，陈伯达看了以后，批了两个字：“很好”。还说艾玲写了一个又长又好的报告，陈伯达表扬了，张春桥就没话讲了，当时就没有整艾玲。后来艾玲调回上海，在朱锡琪下台后，做过《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上海清查时，发现艾玲与林彪下面的王维国那些人接近，张春桥采取措施对艾玲隔离审查，对《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全体成员也审查，打击面很大，有关艾玲的详细审查情况我在后面专门说。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几个人，统统被弄到上海，关在上海民兵指挥部，罪名是炮打的时候办事处给上海传回怀疑张春桥的材料，每个人都被审查，有的是资格很老的报人，有的是一般的编辑、记者，也有的是一般工作人员，如打字员、机要人员。不光这样，当时我们写作班派去北京办事处的朱维铮，与艾玲关系很好，两人无话不谈，议论过江青过去的历史以及在延安的表现，审查艾玲时，把朱维铮也关起来。朱维铮思想不通，关在民兵指挥部的时候，他在里面大声地叫喊，用拳敲、用脚踢铁门，要求把他放出来，没人睬他。查了很久，查不出《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有什么问题，只好把那些人放掉，但艾玲一直被关着。艾玲的消息是从她丈夫贺瑞林那里来的，张春桥就记仇了，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利用他在军队的权力，要总政专门查过贺瑞林。
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2500多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200多人，办学习班审查、但可以回家的有440多人，在审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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