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5日，经常走在中共意识形态前沿的党媒《红旗文稿》刊发文章《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回忆和评析中共执政初期所兴起的一场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面思想改造运动。文章认为，尽管这场运动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是局部的，是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评价和肯定。”事实上，中共十八大后也出现了一轮次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整顿行动，且与当时的操作手法十分相似。因而这篇文章或有可能具有某种新的指向性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
《红旗文稿》文章称，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新”“旧”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这一描述大体与十八大之前的思想界情形相类似。
文章在阐述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时表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成分，是从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并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与新社会、新政权格格不入的旧习惯和旧思想；有美国情结的大学教授们，虽然极度不满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但仍对美国的民主充满着幻想，希望借助美国的帮助来实现中国的民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对共和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存在偏见和疑虑，甚至于想在国共两党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中国的政局。
文章称，这种“新的力量”，当然指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这些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较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当时，美国对这些人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美国政府组织人员编写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和艾奇逊为此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公开宣称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文章总结，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有5种手段，分别是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对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上实行“包下来”的方针；欢迎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采取各种方式，帮助知识分子获得或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技能；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改革改造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红旗文稿》还提到了备受争议的批判《武训传》事件。文章说，通过两年左右的政治学习以及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实践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正在积极调整，以适应新中国、新社会的要求。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种变化和调整还不够，强度太小、目标要求也不高，世界观、价值观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使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开始发生转向，进入了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阶段。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是从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开始的。其中一个动因是想借此推进高校的改革。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与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目标和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规定。指出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等。指示还具体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60%到70%的教师，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后迅速过关；15%到25%的教师，经过适当的批评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后予以过关；只有2%左右的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打击少数坏分子，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主要采取整风方式进行，组织文艺工作者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帮助文艺界克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端正创作思想和服务方向。这次运动，应该说是对前面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继续，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成果，也是对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重在“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团结、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识分子政策的三步曲”。
文章最后对思想改造运动做出评价称，“思想改造运动是必要的、成功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年内，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在团结、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实际的，而且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可。不仅吸引了那些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报效祖国，而且也稳定了那些坚持在大陆的大批知识分子；不仅安置了大批失业知识分子，还使他们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机会；许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锻炼；不仅从制度上改革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和旧教育，而且也从思想上实现了对几百万旧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所有这些都说明，这3 年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积极而又稳妥的。而且，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培养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识人才。
同时，该文还提到思想改造的负面效果。文章称，毋庸讳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本来一开始中央就明确指出其目标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影响，“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以后，又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但党内滋长了“左”倾思想，有的单位甚至提出要“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口号，转移了主要目标，扩大了打击面；本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必须注意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但实际工作中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和处理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中央明确规定，在交代历史问题时要“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但有不少地区和单位仍然忽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势压人，甚至违反政策，侵犯人权；本来中央要求“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但处分过多过重，甚至冤枉好人的现象仍然存在。
最后，《红旗文稿》表示，“当然，这些问题在整个运动中是局部的，是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评价和肯定。”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