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10年文革组织工作混乱停滞之后，80年代的中共面临严重的人才断档，主要干部最年轻的也已60开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1年陈云建议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经陈云点将，李锐出任青年干部局局长。除了培养青年干部之外，摆在李锐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即“第三梯队”。这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共以后30余年政治格局的名单，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入选了这一名单，而同样由中央下到地方担任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的薄熙来却因种种原因落选，此外中共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除两人外，全部来自这一名单，省部级干部更是不胜枚举。本文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第657期，作者杨敏。
薄熙来代表中共金县第七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1980年的最后一天，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把副部长李鹏找到家里，告诉他将推荐他接替部长。但两个月后，刘澜波告诉李鹏，部里有老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了一些意见，不赞成他当部长。最终，由于刘澜波大力向胡耀邦推荐，李鹏于1981年2月正式升任部长，时年52岁。
其时，正值文革结束后，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干部队伍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当年，国家机关、党群、企事业各级领导干部81万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干部制度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建议，在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
7月2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被召集起来，讨论陈云的文章。陈云以李鹏之事为例，再次强调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邓小平赞同此意见，将提拔年轻干部称为一场“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1982年3月，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应陈云的提议成立，经他提名，原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锐出任局长。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这一任务，成为摆在青干局面前的头等大事。
空降中组部
对于中组部青干局的组建，陈云十分重视。
他提出，建这个局，就如同建“太庙”：从领导到每个成员，“菩萨”个个都要是好的；要有一个正派的、水平比较高的老干部带头；要有文革时优秀的、德才兼备的“逍遥派”；红卫兵也要有，因为他们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的情况。他看中的带头老干部，就是时年65岁的李锐。
陈云与李锐渊源颇深。1947年，中共东北局派陈云接管沈阳，李锐此时离开高岗，转任陈云的政治秘书，帮他起草电报、文稿，管报纸和外事。解放后，陈云调到中央管经济，李锐去了湖南担任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9月，李锐随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调到北京。陈云想让李锐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李锐表示想做点具体事情，陈云就将他安排在燃料工业部任水电局长（之后为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82年年初，陈云派秘书王玉清给李锐捎话，让他去中组部担任青干局局长。
“我嘞，确实不想去，因为我已经65岁，到年龄了要退下来了。而且中央的事情我知道，非常复杂。我就想安度晚年了。”在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家里，李锐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回忆。如今已98岁高龄的他，穿白色短袖衬衫，摇一把大蒲扇，听力有些许衰退，但思路依旧敏捷，讲话滔滔不绝。
他知道，中组部内现有党政、地方、经济、宣教等局，每个局都分管各自系统的干部，其中也包括青年干部。他担心，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又有“小计委”（1965年毛泽东不满意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追随刘少奇，自己另组人马建“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所以，他对陈云的口信，一直沉默应对。
三个月后，1982年3月12日，陈云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一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
李锐知道，陈云误会他嫌官小了。“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当官的人。”但是，陈云的意见不能不尊重。1982年3月，他空降至中组部，出任青干局局长。
中央机构改革小组
1982年，“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当作干部使用标准，写入了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李锐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即参加十二大人事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筹备中央的人事交替，包括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
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336人，普遍文化较低，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53人。十二大强调，中央委员必须按干部“四化”标准，补充进知识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中青年新委员。
最后选出的十二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348人，60%是新进的，60岁以下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王兆国、田纪云、朱厚泽等。最年轻的是胡锦涛，39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专家、教授、总工程师有50人。
让李锐意外的是，他也当选中央委员，成为部长宋任穷之外中组部唯一进中央委员会的人。
1982年9月13日，十二大闭幕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由胡耀邦主持，39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老同志见面。当时老人们都笑容满面，场面动人。
10月，李锐又参加了中央机构改革小组。该小组的宗旨是选拔一批年轻、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中央、国务院工作。小组于1982年初成立，组长是中组部部长宋任穷。
中央一级领导班子的调整完成后，开始了省级领导班子的调整。
李锐先后到陕西、山东、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两广、两湖等地，主持省级班子调整工作。各地都先派了工作组，作预选工作。在上海，原领导人没动，另从370多人中选拔了18人，包括黄菊、吴邦国等人，进入市级领导岗位。
不过，新陈代谢的阻力仍然很大。
1982年11月，李锐在一份汇报提纲里提及，在湖南，新提拔的干部里中青年只占31%；湖南99个县，没有新增一个中青年干部。这种“春风不度”的死角，占到全国的30%到50%。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起用一代新人》。这是由李锐起草的。社论呼吁老干部们解放思想，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念，强调老干部们当前第一位的职责，也是革命一生的最后职责，“就是刻不容缓地选好接班人”。
组建“太庙”
但中组部青干局的组建，进展缓慢。
青干局下设三个处，综合处、一处（联系部委）和二处（联系地方）。最多时定编20人，但从来没满员过。
当时规定，青干局所有人员的名单都必须上报陈云，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青干处的人员在中组部都有备案，主要人员还需经过中组部批准。而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都已不用在中组部备案了。关于青干局成员的人选，陈云的秘书朱佳木曾经提供过一个参考名单，最后调进了其中两名：一位是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秘书的阎淮，他当年曾反对中央文革；另一位是四机部管电脑的干部徐功廷，他在文革后期曾反对“批邓”。
1983年7月，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推荐刘澜波秘书、45岁的李志民接任了青干局局长之职，李志民因而成为中组部最年轻的干部局局长。
“青干局对人员要求太高，每个进来的人都要经过严格考察，就跟考察省级干部一样。”在位于北京东二环的国资委大楼的一间会议室，李志民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身着浅蓝衬衫、戴金边眼镜的李志民，说话轻松随和，但关节处会字斟句酌。1988年，海南建省时，他调任海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在国务院派驻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1983年11月，原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处长崔武年怀揣着中组部干调字299号调令，来到西单商场北边一座没挂牌的灰色大楼里报到。他记得，那是一个刮风的上午。
崔武年1976年曾参与“四五”天安门运动，其父崔健是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时任浙江省顾委副主任。1983年，他给青干局写信，要求重视参加过“四五”运动的人。李志民做了一番调查并与他面谈之后，调他进入青干局，在一处工作。
他第一天上班时，李志民这样给他介绍青干局的工作性质：“研究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领导结构。”他认为，现在看来，这句话精准地道出了青干局的使命。
1984年3月，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处长、贺龙侄孙贺兴洲也被调进青干局，在二处任普通工作人员，将近一年后恢复副处长待遇，后又擢升处长。
中组部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工作机构，工作具有相当的保密性，部内人员有极强的政治纪律性。青干局的这一拨年纪轻、学历高、思想活跃而又大多没从事过干部工作的人，多少显得有点另类，备受关注之余，有时也会招来侧目。
李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国家处于大变革之始，人心思齐，青干局的这些年轻人虽然缺乏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但都有股昂扬的劲头和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大家当时想的是：都到党中央了，能不知无不言吗？”
李志民刚进部里时，曾受命起草一个关于如何培养后备干部的文件。他和几位同事洋洋洒洒手书8000字，呈送李锐。李锐把他叫去，在他鼻子底下抖着文件问：“这是你们写的？烧了一大锅开水，就两片茶叶，一点味道都没有！”三番修改不成，只得由中组部研究室代写，千余字，该说的都说了。特别上报程序
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迅速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由成立一年多的中组部青干局负责执行。
最早提出“第三梯队”这一概念的是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第一次提到三个梯队。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6月3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说法，并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第三梯队”的任务明确地规定下来。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范围不限行业，不限出身，有“四化八门”（“四化”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门”泛指各个行业）之说。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表现好。所谓“表现好”，是指文革时期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但实践起来，阻力巨大。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及文革的派性残余，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之后，再经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
“第三梯队”任务下达五个月之后，1983年12月，胡耀邦找来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1983年2月起，宋任穷不再担任中组部部长，由副部长陈野苹接任），催问第三梯队名单进展。
12月10日，中组部临时接到宋任穷电话，要来听取汇报。副部长李锐以及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副局长刘泽彭、二处处长张洁瑜和崔武年参加。
李志民汇报了进度。13个省年底可报名单，10个省年底可报一部分，还有4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才能报。
他刚说完，宋任穷就急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他强调，1985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就从名单上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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