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章乃器的老朋友陈云出面约他谈话，代表中共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妻子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2004年，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访问了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老人。他回忆当时场景说，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张劲夫还不无歉意地对章立凡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本文作者章立凡，系章乃器之子，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著有众多作品。
1937年7月31日，章乃器（左三）与全国各界救国会六位同僚出狱时合影
我是1950年建国后出生的。但是后来听我父亲说了很多他亲历的事情，自己后来又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了解。
我父亲是1948年底去了东北，先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到沈阳，一直等着开政协，可是关内还在打仗，南京还没打下来，所以也开不了。
最早一拨去东北的民主人士，是先坐船到仁川，从朝鲜进入中国境内。后来因为共产党越来越往南打，我父亲与李济深等是第三批，就直接到大连了。
我父亲他们坐船到大连，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供给制”。周恩来都安排好了，住最好的旅馆，吃多少钱一桌的席，每个人给他们配皮大衣。那个大衣我还见过，是那种貂皮领的，还有那种帽子。我父亲领到皮衣，就习惯地掏出腰包要付钱，人家告诉他“不要钱”，他很吃惊，以前不懂得拿人家东西还可以不要钱。当时中共先后大概运了六批人到解放区，都是从香港坐船到东北。这里有个掌故：当时曾经有打算定都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离老大哥近，在日据时期也是有相当的建设。还有苏联当时的想法是划江而治，哈尔滨当首都也比较合适。只不过这个想法时间很短，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这个念头就放弃了。
从1948年底等到1949年底，这批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到沈阳又到北京，等了一年才把新政协等来。这期间也是很无聊的。我记得周海婴好像说过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他们闲着没事儿干，就是等开会，平时除了参观、学习，还是没事干，怎么办呢？就打桥牌。我父亲，还有沙千里、朱学范、李济深这几个人打桥牌，周海婴当时还是十几岁少年，也一起打。他回忆说，其他几个人牌打得特棒，李济深的牌技不行，当时他老不让李济深，李济深的秘书屡屡示意，但是他年少气盛就是不让。
他们那会儿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手段就是逛旧货市场，像章伯钧访求了好多旧书，也是那段时间去淘的。我父亲就是搜集古董，因为这些东西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不值钱，就都被抛到市场，甚至地摊上，你可以大把大把地买到，而且有非常好的东西。这些古董后来捐给故宫一千多件。
1949年2月25日，我父亲来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他们已经一连住了几个月的饭店。不久，父亲自己在中国人民银行找到事情干了，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成立，一部分人是提前进入状态的，其他人还得继续等待。真正的工作是到了8月份才启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始高速运转，然后起草共同纲领，定国歌、国徽，然后到9月初开会。
一件比较深远的事，就是国号的讨论。《共同纲领》有一稿曾经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当时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加上的。为这件事在六国饭店（就是现在的华风宾馆）专门开了一次会。我记得李敖在凤凰卫视做过一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曾经谈到关于国号的事。当时他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善培（字致祥），是一个前清的进士，早年的维新派，辛亥革命后就当了遗老。他一直是不喜欢国民党，所以建议毛泽东改国号。这是李敖的说法，没有文献上的证据，但是确实有口碑，我从小就听到过这个说法。
在六国饭店开会时，有两种意见。何香凝提出，她早年追随国父搞革命，虽然蒋介石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还是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个简称。会上其他人反对意见居多，比如司徒美堂、周致祥都反对，最后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李敖还谈到，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表露出后悔：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定一个新盘子
现在看旧政协和新政协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他的目的不同，旧政协是不打内战，但是新政协是打了内战，洗完牌了然后定一个新盘子。旧政协当然也是提出一个盘子，但是这个盘子是为了先别打仗，咱们提出一个盘子协商成不成？但是最后是不成，所以才打了仗，打了仗的结果就产生了新政协，大家重新坐下来。但是把其他的牌洗掉了，国民党的牌洗掉了，跟国民党走的中间势力的牌洗掉了，剩下的这些人坐下来商量这天下怎么治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事儿。
现在都说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1949年的政协是十一个民主党派，但是到当年就有三个消失了，最后就剩了八个，这个格局是在政协开完会，到1949年底之前就完成了。
这三个党派里面，有两个本身就是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派系，就合并到民革。另外还有一个救国会，自己宣布解散了，但实际上所有的成员都在民盟里面。张澜逝世以后，救国会就正式掌控了民盟的领导权。
民盟最早是1941年3月19日，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到了1946年的时候，国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主要的党就已经撤出了，三党只剩下一党；三派里，黄炎培的职教派后来改组为民建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本来就没几个人，只剩下了救国会这一派。所以实际上剩了一党一派了，1957年以后，农工在盟内一蹶不振，从沈钧儒到史良、胡愈之，领导人都是救国会派。
当时西南的一些军阀，比如说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都跟民盟有关系。张澜实际上跟四川地方实力派有很深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门生故吏，其中也有哥老会这一层的关系。
这些民主党派的阶级属性，当时并没有那么明确，后来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不准确的。色彩比较鲜明的是我父亲所在的民主建国会，因为其成员主要是民营企业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其他党派的代表性不那么直接，什么职业的人都有。1949年以后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领域，被戏称为“防区制”，比如说台盟就发展台湾省籍人士，致公党就发展华侨……，后来就变成民主党派的分工。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八个党派再变成四个，就是把九三学社和民进都并入民盟，当时已经做了这种安排，把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负责人都安排做民盟的常委，还想把致公党并入民革，因为致公党跟李济深关系也是非常深远。这个计划最后没实行，据说毛泽东说还是八个好，多一点好看。
政协虽然说是八个民主党派，但无党派人士也列为一派，后来又增加一个工商联，实际上是十个。当时有一些小的党派，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协，比如中国农民党的董时进，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等。所谓民社党革新派，其实是从张君劢的国社党（原名民社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张君劢这个人不能小看，他从清末就开始跟随梁启超，民国初年1912年的时候就参与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一直到后来的进步党，民国第一届国会时他们就在搞政党政治，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回过头研究张君劢的时候，发现他的很多宪政思想还是很精辟的，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性的，他是一种传承，实际上是从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这样传承下来的。
国社党参加了“国大”，一些人还进入了国民政府，所以后来张君劢也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参加“国大”，也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他还是要保留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共识，就是不能站在政府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批评地位。
先稳住阵脚再慢慢换血
前面说过，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一直等着开政协。他们这些人平常都是忙人，一闲下来就受不了。后来看到报上的一条消息，说华北人民政府招聘经济人才。他和千家驹、沈志远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说：我们有点做经济工作的经历，希望参加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人民银行的负责人是南汉宸，就去找他们，请他们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当顾问。
当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员会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的7月就正式成立了。战争还在进行，但城市要运转，百姓要生活，这个是一天都等不了的，不能说等你建完国回过头再管这些事儿，那边还在打仗这边就得恢复经济，因为民生是每天的需求，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等你腾出手来那边就饿死了。
当时来看，中共90%的成份是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型的人才在党内确实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太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干部去管理经济。原来准备是五年打完解放战争，实际上三年就打完了，培养干部也来不及。你要管一个城市，跟你说打进去抢了一拨东西就撤，那是不一样的。你要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你要永远地统治下去，一开始不可能换血太快，必须是慢慢地来，先要稳住阵脚然后再慢慢换血。
国民党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要比共产党多，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这批人，他们个个都是管理专家，又是经济专家。民主党派中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比如我父亲在银行服务多年，懂金融，也干过实业，还管理过财政。
我父亲在1938年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邀请，出任省政府财政厅长。他就办了一个财训班，毕业的人基本上后来都去了新四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不少副部级、厅局级的经济管理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华东，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曾为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毛泽东在进城以后，4月15日就请民建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谈接管上海的事儿，因为民建主要人物都来自上海工商界。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具体的事就更多一些。一个就是接管上海以后的各种事情，然后全国这些大城市陆续的接管都提到日程上来。
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没几天，我父亲就陪陈云去上海了。到真如车站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把机车的水箱给炸了，换了一个车头才开到上海。他们在上海可能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那儿开了第一次的全国财经会议，把当时各解放区的财经方面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上海。那个时候的会议好像不分什么党内党外。
后来我看父亲的笔记里，还有每个会议薄一波讲什么，陈云讲什么，还记了一大堆数字。当时他还有一个工作，当时找这些工商界的老朋友做工作，共产党来了生意还得照做，生产赶紧恢复，实际上就是落实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因为刘少奇天津讲话我父亲也在场。
那时候体制比较乱，就是占了一块地方就成立一个人民政府，比如说人民银行成立在华北地区了，华北政府就先管着，建国后又归入中央政府系统。我父亲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上海刚被攻占,报纸就讹传“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准备接受四大银行。
那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很虚心学习，当时陈云还谈到：“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
临时手段变成了长期政策
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一个是粮，一个是煤，两样东西的供应储备已经接近底线了。陈云主持开了一次会，我父亲主张说，粮可以从铁路运输，煤就得用货轮来运。货轮当时都是外籍轮船居多，包括中国很多的轮船也是巴拿马注册的，与会的人员就发生争论，说利用外轮运是不是卖国？我父亲就跟陈云解释说，实际上船东都是中国人，船挂的旗不是一个问题。姚依林在屋子里来回转圈，最后说那我们就“卖一次国”吧，反正钱还是中国人赚了。这样陈云就把这个事拍板定下来，就是可以用外轮来运煤了。
大概1949年11月的时候，又出现了物资的恐慌，主要是粮食、棉布这些生活必需品，因为物资紧缺，就有投机商囤积居奇。陈云指挥打了一场经济战役，毛泽东夸奖说不下于淮海战役，就是用政府干预的手段，囤积大量的物资，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这样物价一下子下来了。我父亲也参与了，他当时还比较着急，主张早点抛售，而陈云说一定要到火候再揭锅。这么做确实有效，一下子把那些投机商全都弄破产了。但是这也开了先例，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和控制物资的先例。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统一财经，实际上就是要人民币来流通。一个新朝代成立，肯定要统一货币。那个时候首先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给封了，然后把黄金、银元、外汇的私人买卖全都禁止了，控制了硬通货。这些举措，从当时稳定局面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是最后变成一个长期政策了，从此证券交易就没了。实际上对经济是有深远影响的。但是当时意识不到，作为一个临时措施采用了，而采用了以后就不改了，然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我父亲最早提建议要发行公债，后来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时发行的第一种公债叫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因为货币不稳定，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3千克、面粉0.75千克、白细布1.33米和煤炭8千克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
下一步就是统一金融，1949年以后最早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就是金融，在1952年完全实现。就是把全国几十家私营银行、大钱庄合组为公私合营银行，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手段。到银行公私合营了以后，国有化的企图就已经出来了。
物资控制后来也是延续下去，对棉纱、布这些物资，政府就控制起来了，由国营的公司来掌控这些东西，这就影响到敏感的轻工业，当时黄炎培做轻工业部的部长，他就提出来，说政府不要与民争利，当然是很委婉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垄断经营。对粮食统购统销，民主党派内也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像黄炎培就多次写信反映统购统销的偏差。
对物资的控制，到后来发展到对粮食的控制，就是统购统销。当时在打朝鲜战争，确实出现了粮食恐慌，很多民间的粮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准备卖个好价钱。所以像北京、天津都出现了排长队买不到粮的情况。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当粮食部长了，他跟杜润生去向陈云汇报，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连同征购在内共有八种解决方案，但是最后陈云还是选择了征购。这个选择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实行到80年代，本来可能是一个战争时期的临时手段，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长期政策。实际上这还是苏联的思路：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农养工，就是靠农业积累来发展重工业。
说到土改，黄炎培他们当时对土改的意见也很大，主张“江南无封建”，认为土地地租收入已经不见得是江南地主的主要收入，更多的是工商业的收入。
我有一个舅舅叫王艮仲，是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他资助黄炎培办职业教育，还出了很多的钱办实业、办农场，修路、办地方公益，完全是一套现代的经营模式。土改的时候，他在做国务院的参事，家乡要他回去土改，就是要批斗他了。这个时候他就跑去跟黄炎培求情，说我回去就没命了。后来黄炎培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批示说：王参事的事还是在北京解决。最后家乡就把他家的管家给斗死了，这是1950年的事情。柳亚子也是他的管家替他挨批斗。许多事情后来回过头去看，感触很多。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比较齐，觉得现在仗快要打完了，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怎么布置，什么格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想的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1949年的心态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无非可能有点私心，就是我在这家里占多大的份。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庆幸把从前的“恶仆”赶走了，这回我们人民真要当家作主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当时谁也没料到。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生活的哲学
很多人都说我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比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刊停刊。《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3000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不利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进入中学时，开始问父亲一些性知识问题，他也不避讳回答解释。“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亲当年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后来又陆续找到《新阶级》等一些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打开了思维的另一道门。无论出于本能还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尝，此乃人之天性。读禁书的习惯延续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父亲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
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狱”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对父亲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父亲不讳言自己“好辩”的个性，他写文章也很注重说服力，曾向我介绍经验说：我撰文立论注重逻辑，经常会为反方假设一位辩护士，提出种种反对自己的理由，通过交互质证导出正确的结论。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后来又说“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主要是对民主与法制、阶级关系、个人崇拜、干部作风的意见，并未超越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但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被认为“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令下达时排名“头号右派”。
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书，其中有专文记述章乃器，引用了父亲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他的言论简报和朋友们打的小报告。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将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师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我看了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不久，他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份提案，我担心地问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提案之一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对1957年被划“右派”的抗争。事前他对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在提案中说：
《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着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党在国家工作者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12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在重提“民主”、“法治”、“尊严”的今天，反观父亲近半个世纪前的言论，不过是重申了常识，而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一连串政治上、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来，但父亲不为所动，他致信周恩来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从“反右”时起，我开始关心时事，小学三年级时，已能较为顺畅地读报。对儿童来说，比同龄人早熟，或许是一大不幸，这是那个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子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许多话题都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我们的交锋是从中苏论战开始的，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及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变成了“外攻部”。我那时每天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当他点评某件时事之际，我会尝试引用老师或报刊的说教来抗辩，辩论中很快自行发现这些论据站不住。
他是一个通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并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向来不把背诵教条的“理论家”们放在眼里。有次我看到国外的一份研究资料说“章乃器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得知后颇有几分得意。他虽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底气。
讨论政治问题时，我总是担心壁中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学生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亲：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公开。
父亲的这类言论，也被陆续汇报上去。例如：“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他还指出：
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引用到政治上，我们的人民都是舜尧，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企业机关无管理的现象。
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义；二是供给制思想；三是只要党、不要国家的“无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天下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得之，这几年又以群众运动治之。如果不是转得早，恐怕要垮在这上面。他在1962年致周恩来信中也说过：“‘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在革命时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国家之后，还能再草莽下去吗？”这一年年底，他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条经验教训，其中谈到：
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会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
片面强调组织性，而把原则性削弱了，就可能变成宗派。以亲疏定好恶，以好恶定赏罚、定是非，就是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只要组织性，不要原则性。
1963年父亲曾预言：“一个统治阶级浮夸到这种程度，没有民主，不要批评，上下欺蒙，不说真话。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他认为制造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并再度警告说：“官僚主义、过火的斗争和唯成分论都是造成不满的根源。……造成这种形势之后，又利用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将国家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这场浩劫结束时，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写过一封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对“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严重灾难。其中谈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当时有三条指示：
一，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
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
同年4月25日，父亲的老朋友陈云出面约他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2004年9月7日，我访问了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老人。他回忆当时场景说，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他还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
遗爱与遗训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容不下这种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原则：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且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父亲在信中还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并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会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他在信中还现身说法，谈到当公仆须亲力亲为，欢迎批评，并强调无论对待亲人还是群众，都要怀有满腔热情：
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年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周年将至，前辈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文革再来”的召魂重现江湖，某个地方又发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而且号称“旗帜鲜明”。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国民性”传统，至今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独立思考，仍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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