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占中”时期，王晶再次“出拳”，痛骂杜汶泽的言论滋生了极端分子。“我为什么同几个同行绝交？因为我被他们不负责任，只求多人like的言论激怒。这些名人言论其实对极端激烈分子是一种滋养，他们像在喂食着一些小恐龙，恐龙长大了，会把大家都吃掉。”
说到封杀“杜汶泽们”，导演王晶功不可没，他在此时充当“喉舌”虽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其言论却基本在理。有人把占中比喻成“六四”，将“杜汶泽”与侯德健相较之，
“逃兵”侯德健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
据侯德健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侯德健在“那个时候”选择站在了学生的一边。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再回台湾，侯德健却明确地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包括罗大佑在《东方日报》公开向其开骂，视他为政治上的摇摆者、首鼠两端的风派人物。
“我当时感到很伤心。”二十年后，侯德健这么说。大嘴“杜汶泽们”
杜汶泽，来自“汶泽渡”，本是一匹奔跑在香港跑马地的赛马，后被以“搞笑”为卖点的这位香港演员借来当作自己的艺名。 和名利场上的所有角色一样，“水”不仅是他姓名的一部分，也让他安身立命，或受尽非议：“口水”让他发达，但也能变成“脏水”带来是非。
最近一次，是“抵制杜汶泽”网上行动。抵制他、抵制他参演的电影、抵制可能对他带有同情的人或事。继而，演变成一场场不分胜负、鲜见意义的骂战。
不说不知道，杜汶泽还出过书。《江湖血泪史》由杜汶泽口述，他人代笔，借用“傻强”风潮，塑造出一个历经草莽、饱尝冷暖的性格艺人。他的故事，也是最典型的香港故事：起伏成败，一念之间。
在圈内，他的“大嘴巴”亦接着得罪新的大牌，有些自此擦肩而过，包括合作过的黄秋生；有些他也会道歉后悔，比如朋友容祖儿。但杜汶泽不能忍受网友对自己的批评，用这种方式发泄，他甚至说道：“有本事阻止我来内地”。
这是华人娱乐圈历史上少有的艺人与不特定人群的直接冲突，生根于网络与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这也给了人们还原矛盾来源的可能。
随后，《南都周刊》刊文《大陆网民抵制杜汶泽显得狭隘》。文章表示，网友有个习惯，容易被激怒，喜欢同仇敌忾；网友头脑一热容易失去理性，让狭隘的民族情绪冲昏头，忘记去想掐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在替别人背黑锅，是不是有人利用地域情绪，挑拨两地民众关系以便火中取栗。该文不支持内地网友的抵制运动，表示，（若）对杜汶泽有意见，（应）拿起批判的武器，在网上反驳一下就是，（而）互相串联着抵制，变成了武器的批判，反倒显得自己狭隘。
“杜汶泽”不是“侯德健”
虽然有南方系的支持，但“杜汶泽”怎能和“侯德健”相提并论？
侯德建，这位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热诚投奔大陆，终因理想主义被驱逐。杜汶泽显然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从言论上看基本可以断定他根本不懂政治。正如王晶所说，杜汶泽的部分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虽然两人都曾遭遇“官方封杀”，但侯德健的“群众基础”总比杜汶泽好。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侯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
而杜汶泽呢？杜汶泽说“低俗是香港核心价值”，就连黄秋生都忍不住斥其“胡扯”。其实即使不用“官方封杀”，这位高举低俗大旗的“香港仔”也很难继续红下去----既然杜汶泽和内地网友不能相濡以沫，那就不妨相忘于江湖吧。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