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上旬，宪政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坚人物华炳啸老师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约我当面谈一谈。那是一个周末，北京下起小雨，我和华老师在军事博物馆旁边的一家酒店闲聊。在此之前的一年，我便听说过华老师，后来更是通过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得以了解宪政社会主义以及华老师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影响。
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
相对于80 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80 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90 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左派思潮和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来说，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实乃近几年才出现的社会思潮。比宪政社会主义出现更早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宪政，指在八二宪法的基础上实施宪法，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是逐渐被更有说服力的宪政社会主义所取代。在宪政社会主义的代表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宪政用社会主义来规制宪政，意味着宪政必须是姓社的。一旦进入现实层面，宪政的实质可能被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侵蚀，变得不三不四，最终只剩下空壳。宪政社会主义则不同，用宪政来规制社会主义，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宪政本身带有普适性，虽然各个国家有不同形式的宪政，但就其基本理念和价值而言，都是一样的，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属于全人类。用宪政来规制社会主义，不仅可以为日渐式微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入新的血液，还有助于当局接受宪政。
“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说法，国外最初来自于乔·萧伯纳的《费边主义》一文。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2006年，胡星斗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这个概念，得到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教授的大力支持，使得宪政社会主义的说法开始在学界内部流传。2010年，华炳啸老师出版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做了系统的学术论证，正式举起宪政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想旗帜。
随后不久，华老师先后组织三届老中青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主编《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发表了很多文章，在社会上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由于宪政社会主义在时下中国更容易为当局所接受，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一大批学者参与其中，不少著名学者亲自担任《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编委。无独有偶，2011年，华老师这部旨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力提倡宪政的作品居然获得官方的学术奖励，不仅拿到全省一等奖，而且在2013年拿到了国家教育部的全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公共舆论界时不时总会掀起一股反宪政逆流，许多主张宪政的作品不仅难以发表，更不用奢望还会有来自官方的奖励。华老师的获奖，至少给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即宪政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尝试是为当局所能容忍的。在解释宪政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先要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希特勒的纳粹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可是有几人相信那是社会主义呢？朝鲜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却更像一个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国家。卡扎菲的利比亚同样自诩为大众社会主义，本质上却是一个独裁国家，最终还是被人民赶下台。可见，社会主义是有很多种形式的，其中大多数是称不上社会主义的。为什么纳粹、朝鲜、卡扎菲政权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呢？不难发现，这三者之间都有几个共同点：政治上要么独裁，要么极权，公民权利得不到保护。
正是因为这样，华炳啸老师在《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中认为，社会主义理应是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为权力载体，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己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如果社会主义真的包括这些，那么社会主义与宪政是不谋而合的，两者之间殊途同归，因为宪政的核心正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
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与宪政不仅不矛盾，而且很多地方是一致的。今日中国所谈的社会主义，最初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致力于工人运动多年，经常抨击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制度。为了反对专政、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能够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基于普选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孜孜以求地正是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社会。如今宪政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以限制公权和保障私权著称于世，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倘若马克思、恩格斯地下有知，相信会承认自己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其实从目标上来看与宪政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缘此，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支持宪政社会主义的王占阳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就是宪政社会主义者。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将马克思、恩格斯视为导师，将源自于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今日中国的体制虽然与宪政不一样，甚至许多中共官员对于宪政有一种排斥心理，但是若将他们认可的社会主义与宪政相结合，不失为一种方法。宪政社会主义的特点正是在于广泛的包容性，选择与中国的现实相妥协，从而更有可操作性。
宪政社会主义的学者，同自由主义学者一样，主张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和宪政。不同的是，他们反对迅速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的理念固然令人向往，但是放在中国不现实，不要说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单单在权威刊物发表几篇文章都不是很容易。与新权威主义一样，宪政社会主义重视秩序稳定，提倡在现存的权威基础上渐进地走向民主与现代化。同时，因为宪政社会主义本身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同样赞成平等、公正与关注底层利益，强调社会主义的终极关怀，但是却反对计划经济。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同样有一套自己的顶层设计。以华老师为代表的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合下的四权分权制衡制，即由公意代议机构、众意代议机构、国务院和司法院，分别行使立法权、参政审议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新的代议制度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中，现在的人大常委会将改革为公意代议机构，主要行使立法权，实行议员的完全专职化，着力凸显专业性与公共利益表达原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唯一常设的权力机关。政协将改革为非常设的众意代议机构，享有民主审议的权力，实行议员的兼职化，议员由多元化的各阶层、各界别、各行业、各团体及特邀民主人士按照法团主义原理组成。
立法和预算审批程序是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环节。对此，华老师在《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路与顶层设计》一文中解释道：“在一般立法程序中，将遵循‘公意代议机构提出立法草案--众意代议机构民主审议原则通过（民主审议过程可借助于’公众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机制，确保民主立法；立法草案如未获原则通过则需公意代议机构重新提出新的立法草案）--公意代议机构修订后正式审查通过（或依照宪法规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通过）--国家主席签署生效’的民主立法程序。公意代议机构有权提出立法草案，但需要获得众意代议机构（乃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才能完成立法过程；众意代议机构不能提出立法草案，但可以行使立法审议权，也可以向公意代议机构提出立法建议。在政府预算审批程序中，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首先要获得众意代议机构审查通过，然后才能提交公意代议机构审查，并由公意代议机构最终审查通过后正式批准。”
华老师不主张马上在中国实行多党竞争，而是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看作“公意性的政党”，可以继续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他认为可以先在共产党内通过党内政策讨论、政策竞争的方式产生两个政策团队，然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公民围绕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竞选，竞争政府组阁权。换言之，宪政社会主义主张以党内政策竞争来代替政党竞争，在保持共产党的现有地位的同时，又能发挥各利益集团有序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政治活力。这种设想，既容易为中共接受，阻力相对小些，还可以减少转型中多党竞争型的民主政治的不稳定与高成本。至于共产党之外的民主党派，则属于“众意性的政党”，可以竞争众意代议机构的议席。
宪政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司法院理应独立行使司法治权，确保人、财、物全面独立。与此相配套，他们主张建立严格的职业法官和职业检察官制度，财政预算则由全国人大单列，实行独立的司法区划与垂直的管理体制。但是，他们不仅不反对共产党在司法领域的存在，而且还鼓励党部为司法独立发挥政治保障功能。可是，宪政社会主义思潮的种种设想仍然有许多存在质疑的地方。今日中国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更多的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奉行政治集权，威权色彩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经过长达六十五年的执政，中共内部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存在不少利益集团，关系盘根错节。在这样的现实下，一群知识分子突然告诉中共要推行宪政社会主义，要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无疑意味着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链条要大白于天下，他们可能会答应吗？所以，当宪政社会主义思潮仅仅在理论层面传播时，他们或许还能容忍，毕竟社会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可是假若将宪政社会主义的种种构想付诸实施，他们肯定会加以阻拦。从这种角度看，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上面，虽然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但是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不容乐观。
根据宪政社会主义学者的构想，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依旧是一党执政的体制，那么曾经被自由主义学者所批判的腐败、集权、既得利益集团等问题肯定还会存在。华老师所主张的党内两个政策团队的竞争，表面看起来颇有创意，但如何操作呢？怎样能保证两个政策团队是真的在竞争而不是表演？司法独立问题同样如此，一边追求司法独立，一边又寄希望于党，难道不矛盾吗？对于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来说，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被解决，那么他们的构想依旧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事实上，即使在那些认同宪政社会主义的学者中，依然存在重大分歧，即宪政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过渡还是最终目标。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是认同宪政社会主义的构想，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些构想归为现有条件下的一种过渡，其最终目标还是自由主义。但是对于很多社会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宁愿将宪政社会主义的努力视为最终结果，而不愿只是一种过渡。
作为回应，华老师的回答是非常巧妙的。在他看来，未来中国会走向哪里交给未来，眼下能做的是构建改革的新共识，一步步推进中国的变革。至于二三十年后的中国，则由那时的人来决定，因为那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社会政治发展趋势不是现在的我们所能想象的。正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华老师的回答流露着一种实用主义态度。
那天临走前，华老师告诉我，在他接触过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几乎每个人的品行都非常高尚，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华老师的言外之意非常明显，借自由主义学者的品行来说明一个观点：在中国这样的现实之下，自由主义学者的想法是否太理想化？我不是特别赞成宪政社会主义的构想，但是我欣赏他们的努力。到底哪一种思潮更适合未来的中国，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尽力去尝试一切有利于未来中国的努力。自由主义学者去推进自由、人权，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去推进公平、正义，新儒家去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如此等等，只要每种思潮的学者都能将各自的美好理想往前推进一步，虽然不知道未来中国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宪政社会主义，我只有四个字的评价----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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