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晏礼中，《生活》月刊资深记者。他的报道对象不是社会名流，而是平民百姓，数年来，他为快递员、卖唱人、乡村医生、矿工、艾滋病人管理者、巡道工等普通人勾画出了一幅幅精准而朴素的平民肖像。文章很长，耐心读完，你会爱上这个男人。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word文档，名字叫做「享年」。「享年」就是享受生命年数的意思，我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建的这么一个文档。
为什么要建这么个文档呢？因为我特别想知道，有哪些我喜欢的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就没了。这样如果我过了三十岁，我就觉得自己比他们值了。
上网一查我发现，英国诗人雪莱三十岁的时候没了，那时候他划着小船，在湖上旅行遇上暴风雨，他就淹死了；还有这一位，这是写「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病死了。
接下来，每年我都在我的word文档里面，添加着那些「享年」的名字，然后我发现自己活过的人越来越多。当我31岁的时侯，我发现我活过了黄家驹，32岁的时候，我活过了李小龙，33岁的时候，我活过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34岁的时侯，我活过了蔡锷将军，35岁的时侯，我活过了唱《一生何求》的陈百强。
去年我36岁，本命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命年是一个坎儿，我上网一查，我发现这个坎儿，英国诗人拜伦没有过，一辈子只娶了一个老婆的明孝宗皇帝朱佑橖没有过，还有深受宅男们喜欢的日本AV女星饭岛爱也没有过，但这个坎儿我过了。
我不光过了，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本书的名字叫《别处生活》。我写了20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发表在我工作的《生活》月刊上。到现在为止，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八年。
说到记者这个职业，每个人对它的想象都不一样。前段时间，我们的中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当他们知道我在当记者的时侯，都纷纷表示，记者好啊，可以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够像那些体制内的记者一样，可以那么滋润，我们这本杂志经常派我去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喝会变成一种负担。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除了我身边那位穿白衬衣的那位兄弟，还有我还活着以外，其他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我当时在云南思茅，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默契，就是我和摄影师吃这边儿的菜，他们就会吃另外一边儿的，好像一盘菜里边有一道无形的线，分隔着两个世界。
当然并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线来保证谁是不被感染的。有一天晚上，我刷牙的时侯，突然发现自己的牙龈出血了，我当时头皮一阵发麻，我心想完了，我知道虽然唾液是不传染艾滋病的，但是血液会。
这意味着，在我们每天吃饭的那群人当中，如果其中有一个口腔上也有疮口，那么这个疮口就会感染他们的筷子，然后感染到菜，我再吃到这个菜，我就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毒。
我当时用特别沉重的声音跟摄影师高远说，高远，我牙龈出血了。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让我没想到的是，高远用更沉重的声音跟我说，小晏，我的牙齿也出血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都没睡觉。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俩都感染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四到八年这个潜伏期，我们这个余生啊，该怎么来度过。
回北京以后，我们跟领导汇报了一下，公司领导出于对整个公司其他同事们的安全考虑，第一时间就安排我们去做了HIV的检查。还好，没事儿，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走在大街上，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啧，感染者，感染者。
这就是我那位摄影师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这事怎么办的时候，他说，他比了一个手势，他说要死也要脚朝上，不死翻过来，随它去吧，这就是这个勇敢的摄影师。
我们俩是很好的兄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吧。这还是一些年轻人，这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杰提姆，那儿有亚洲最大的一个铁矿，一个中国公司买了它，然后这些年轻人在那工作，然后我们去那儿写他们。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到杰提姆路程很远，中途会经过一个叫做伊塞克湖的地方，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个湖的北岸。我们从去和回来，都要在这个湖的南岸住上一晚。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摄影师提议说，我们到湖边去走一下，他就跟着我去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很美，湖也很美。
然后我们在这个良辰美景中，散步的时候就过来了两个当地人，嘀里嘟噜地跟我们说了一通当地话，我们也没明白什么意思，但当其中一个，他突然伸手去抓摄影师身上的那个相机带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遇到歹徒了。
做记者这个行业，你一年两年可能碰不到什么，但是十年八年的，你就一定会碰到这种事儿，这是一个概率问题。所以我之前跟摄影师商量过，在国外采访，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公司的专业相机都是十几万一台的，回去你也说不清楚，没准让你赔一半，那你也是好几年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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