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2014级穆斯林新生马东蕊，被校方以统一军训着装为由，强制要求其脱掉头巾。马同学因拒绝服从，从而遭到批评训斥。在沟通中，马东蕊因部分不尊重宗教习惯、践踏他人尊严与权利的言论而倍感屈辱。此事在网上引起热议，部分华工校友和学生也在网上联署，敦请学校调查该事件并公布结果。
有穆斯林女生在接受军训时因拒绝脱掉头巾而遭校方批评训斥。
马东蕊自己把戴头巾看成自己的信仰，「标志着女性的贞洁」。要学分还是要信仰？从网民的反应看，意见相当两极。有人认为戴头巾象征着宗教对女性的压迫，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有人认为，学校应该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甚至有持反对意见的网友通过网络搜索对比，认为马东蕊佩戴的头巾是「宗教极端势力突显其极端思想的具体表现」。
虽然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由于共产党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大部分人对于宗教的了解并不多，对此议题也不敏感。网上持激烈反对意见的网友，可能现实中并不认识任何一位穆斯林。一旦出现这样的新闻，大多数人只能根据抽象的原则，或者网上有限的信息，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比如说，那些认为马东蕊身上体现了「宗教极端思想」的人，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许多内地人对于新疆等地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和维族武力袭击汉人的内心焦虑。面对「宗教分裂势力」的日益猖獗，政府加大打击力度，比如新疆克拉玛依对蒙面纱、穿戴里切克、穿戴吉里巴甫服、穿星月服和蓄留大胡须的五种人员，劝阻其乘坐公交。马东蕊的事情一经报道，就有人马上将她的头巾与此联系。还有人则是模拟国外处理类似事件的手法得出结论，觉得军训不宜戴头巾。比如就在仁川亚运上，卡塔尔女篮队员，就因佩带头巾而被当场判输。既然体育与宗教要分离，为什么教育、高校不能与宗教分离。（实际上，国际篮联并未禁止头巾，仅要求事前申请，其目的也不是出于宗教议题的敏感，而是为了保护球员免受运动伤害。）对于此事，女权主义者的位置颇为尴尬。一方面，「贞洁观」的确是男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性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直为女权主义者批评。但穆斯林女性的「贞洁观」，是否因其「宗教信仰」就豁免于女权主义的批评之外？这么做会不会不导致女性权利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都是问题。另一方面，如何打扮自己的身体，如何展现宗教信仰，又是女性自主和选择自由的一部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对许多人来说，尊重马东蕊的「选择」，还意味着如何理解伊斯兰语境下，宗教与女性、宗教与性的复杂关系，这还涉及到宗教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有人认为伊斯兰对性对态度是极端负面的，性被视为「禁忌」）。但实际上，女性戴头巾的传统，跟伊斯兰没什么关系，在穆斯林各国有不同要求和表现，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在伊朗，「面纱」不纯然是保守和「倒退」。伊朗革命后，面纱能让那些出身保守圈子的女性自由出入公众场所，扩大了女性的空间自主。而对一些世俗化的伊斯兰社会而言，中产阶级女性，可以选择面纱或者摘掉面纱，面纱只是她们的衣柜里不同服饰样式中的一种。
反过来思考马东蕊的遭遇，不得不说，在有关她的争议中，马东蕊被从她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变成了某种观念的象征（保守vs进步、男女平等vs宗教保守文化），但妇女问题、女性的境况，是不能被抽象出来，作为个别来讨论的。理解马东蕊的选择，还要放在她所代表的一群中国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教育情况，从西部「落后」地区作为移民到东部「先进」地区接受教育时的心理感受中来谈论。她的个人历史、穆斯林妇女的历史，都应该进入此争议的讨论背景之中。否则，她就成了宗教或者世俗之争的「符号」，而不是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阐释，在宗教传统中实践有新意的性别故事的个人。而对谈论她的人来说，不了解伊斯兰的历史、不亲身接触身边的穆斯林，让她们「摘下头巾」，不过是「文化自恋」的一种──我们优越，她们落后；我们代表了现代文明，她们是野蛮与不开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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