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来说，周永康的被逮不仅仅是“最大老虎入笼”这么简单。当《解放军报》等官方媒体开始高呼“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时，中共和中国军方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此前徐才厚案件以及刚开始进入逮捕阶段的周永康案件带来的“对组织的漠视，对纪律的亵渎”，一番“脸红出汗，揭短亮丑”后，北京高呼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这无疑给了自12月6日后就始终瞩目北京的西方世界以最大的兴趣。
西方认为，周永康早已成“死老虎”，他和此前被查的徐才厚等要人要面临一场高规格的审判，但结末恐怕只判死缓。不过，以前政法官员的身份看去，贫下中农出身的周固然根红苗正，可他如今已是一团漆黑：从2003年掌控公安部开始，进而一手掌握公检法三家后，在十年间他竟知法犯法、拉帮结派，甚至“与多名女性通奸展开权色交易”，新华社给出的“五宗罪”已经展示了周永康案对于中共和北京的恶劣影响，由此看去，死刑或许将是这位前“政法沙皇”最好的归宿。
对西方媒体来说，即便是铤而走险、踏上绝路的凶徒，他的转变也有大环境的因素在其中作祟。这一点在几家主流媒体严重几乎已经成了周永康问题的核心所在；周的蜕变其实“错在中共”。《华尔街日报》的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在一篇题为《周永康被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章中便暗示了这一点：周永康的问题与其个人道德因素固然有关，中共模式造成的“体制问题”显然更为突出。换言之，要解决中国的贪腐问题，在西人眼中或许就得用一种“医大气脬方，割下头即愈”的方式来解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分析人士不肯就这个出问题的“体制”的具体细节多说两句，更不屑注目于周永康的具体罪行，仅仅以“贪腐”一词加以描述，似乎在他们看来，政法官员和黑恶势力勾结掌握公、检、法与一般的职务贪污其实程度并无区别。
《金融时报》的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也认为周案的查处固然显出了习近平对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的“purge”（清洗），但这种行为本身具有其他目的就很难说。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仍未完全公开官员的收入状况，“透明国际”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在贪腐方面继续下滑。尽管西方惯用的“习近平借反腐巩固权力实现经济改革”一说早已显得老生常谈，可吉密欧就在文章中仍借香港等地的分析人士之口指出，中共基于其“一党制”身份往往信心不足，当下的反腐其力度虽大，但也有一定的不透明度。至于周永康一案的具体罪行如何，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很显然，在西方眼中，北京党国体制带来的“周永康陷阱”是一种内发而抓不完的痼疾，德新社的泽林（Frank Sieren）也抱持类似态度，泽林认为习近平“关起门来”的反腐已经让外界难以判别习近平的反腐是否真的要“不分亲疏的根除腐败的同志”。尽管周永康一案本身更多有着来自周本人贪赃枉法、拉帮结派以及生活作风有伤风化的因素，他对中共的确也造成了作风的败坏和组织的腐坏，但这种症状在重病猛药之下，兼以割除溃烂后总有机会复原。
其实，西方从10月开始对于北京的反腐就有所微词，在北京的西方分析人士就强调，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行动并非将腐败人士暴露在外，相反，此举反而会促使中共人士加以效仿。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很多西方媒体认为中共此番反腐并非针对其政治体制开炮，只是清除部分渎职人士，进而消除他们对中共与大众造成的影响，当反腐运动持续展开时，此举就有恐吓官员的因素在内，尽管此举未必能保证“党的支持率”，但至少可以让官员倾听下情，“而非满足其政治盟友的需求”。即便北京主张要“高压态势整肃用人风气”、“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中共终究不肯就“造成腐败的真正原因”展开挑战。很显然，当北京要细化体制因素应对贪腐，更将周案变成打开局面的契机后，西方却并不肯把话讲清楚。当中共的身份成为原罪时，西方分析人士倒是不在乎周永康到底犯了什么罪过。
目前，有关周永康一案的思考，中国媒体上早有声音。不同于薄熙来事件，在周永康在7月被立案调查后，研究制度反腐的李永忠等一批“反腐专家”曾经专门出面发言，称周“一开始不是坏人”，他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政治局常委的过程中，更有过一定的成绩，而“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方面”的问题，才是“重要的客观原因”。环顾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十年，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很显然，周案的最终查处将有助于发现“现行权力结构、用人体制中的问题”。
事实上，从对周案的处理上来看，中共已经有了经验，北京最初以窝案方式布控周案罪行，及至司法处理阶段，却将其分层次处理事实上，当“以周永康为轴心的庞大体系”之类的帽子并未落在周案涉案人员身上时，已不难发现北京在周案上并不希望形成某种党同伐异的局面。
因此，当西方面对北京在周案期间试图打击此前周、徐等案带来的“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把纪律当摆设，视纪律为无物”，“把违法当作一种魄力、一种胆量”来一次矫枉过正式的处理时，习近平要让中共实现“作风的切实转变”的意图也是一目了然的：北京要“下猛药、出重拳、用重典”，即便周永康级别的官员传统上被认为是“动不得的”，他们也还是在此番的浪潮中落马了，当西方仍然认为中共或北京的体制在本案后仍未变化时，或许此后的发展就会让他们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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