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5日，一日刊发五篇社评，宪政、公祭、反党成关键词。值得一提的是，此五篇前缀有“社评”字样的文章，三篇属于来稿，只有两篇是《环球时报》自家出品。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一日刊发五篇社评是罕见举动，但是从议题选择上来看不难看出，这是这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报纸抢占舆论高地的策略性选择。而且从其对宪政、公祭和反党的论调来看，也大抵未能脱开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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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关系，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两天线索。而在西方，这一对关系表现为宪政与民主。西方学者认为，宪政与民主两者之间是冲突的，一直到现在，宪政派与民主派经常打架，这同宪政与民主在实践中的冲突是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围绕宪政所做的《“宪政”背后包政治盘算》的文章来自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该文主要区别了中国式宪政道路与西方宪政的全然不同。在作者看来，中央坚持不搞西方式的“宪政”。这和主张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显然不是一回事。中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这同时也是社会矛盾最多、最为复杂的时期，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社会行为，用法治来调节社会关系，但要特别防止社会矛盾政治化。宪法要付诸实施，但也应当懂得，宪法是一部历史。社会准则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条件的。放眼世界，哪个国家的宪法最终变成可实施、可操作的法律不是经历了漫长的社会进程？这也是中央慎重对待“宪政”这类概念及其宪法司法化问题的一个背景。而《日本应留心公祭日的和平宣示》一文，则主要针对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上讲话引起的日本反响说开去。12月14日，日本各大纸媒均以重要篇幅做了报道，有媒体注意到习近平重申中日世代友好等内容。但另一方面，也有媒体认为，讲话中所提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没有根据，讲话是意在“对日施压”、“牵制日本”。日媒这种负面解读实在令人遗憾。尽管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可以存在不同的历史观，但对历史事实本身，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必须怀有谦虚态度。日本右翼以历史观的不同而回避、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本身，以及对美国人所拍摄的二战史影片也持抵制态度，这种的做法非但只会加深民族对立，而且终将会导致自我孤立。
另一篇由《环球时报》自家出品的社评也聚焦于公祭日，矛头对准的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阴阳怪气”的声音。比如有人质疑早不设这样的公祭日，现在设意义何在？再比如宣称中国从内战到三年自然灾害再到“文革”死的人，比被日本杀的人多多了。他们似乎就是要跟主流社会对着干，惯性地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或许不知道，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像那些人宣称的那样是“反人民的”，他们如此“逢政府必反”，会在很多时候同时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比如这一次，他们就绝对是中国社会里的“一小撮”。那些人切莫因为互联网上有一些呼应者，就认为自己“代表了民意”。中国这么大的社会，同样脏兮兮的角落有时会更大些，对互联网上存在这样的死角中国社会已经高度熟悉。人们或许会容忍一些这样角落的存在，接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样的道理。但当一些过于无耻的尖叫在阵前和城下挑战时，沉默看来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的一些道德和价值底线需要重铸，少数叫骂者有在这当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野心。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该报还就《红旗文稿》公开指责“某知名经济学者”、“某著名演员”、“一位拥有2,000万多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反党表达己方看法。在该报看来，“反党”和指人“反党”者都需敢当。《红旗文稿》这样说话，显然代表了党内外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它显然不能代表党组织的某种决定，也不代表它所没点出名字的那三个人必将面临舆论场之外的某些后果。中国舆论场严重分裂，主流社会对这种分裂的态度既明确又模糊，这里的“游戏规则”不断变动。无论什么人和力量来舆论场上“举自己的旗帜”，他们都需“敢作敢当”。其中当然也包括左倾色彩浓郁的《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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