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上的12月15日似乎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这一天相继发生的两起“独狼”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15日发生劫持人质事件之后没多久，又从遥远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传来老兵杀戮6名家庭成员后逃逸的消息。两起看似没有直接关联性的惨案共同聚焦了舆论的视线，相比较而言，美国人似乎对远在澳大利亚的更加关注更加恐惧。另外，媒体的追踪力度显然也是悉尼劫持案更胜一筹。看似不合逻辑的前后事态原因何在？自诩为先进之邦的美国有何话可说？随着视线的深入，我们进一步发现，大众谈恐色变，而有些“独狼”习以为常的现象实质上反映了文明世界（当然包括美国）的罪与罚。
悉尼绑匪案嫌犯一度被外界认为是极端组织成员
先来回顾一下事态经过。当地时间15日上午，获得澳大利亚难民身份的伊朗人曼·哈龙·莫尼斯闯入悉尼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劫持店员和顾客。直至16日凌晨，快速反应部队强攻咖啡馆，与劫匪发生枪战，造成人质1死3伤，莫尼斯被击毙。当地警方和法院对50岁的莫尼斯并不陌生，7年来他涉案十多宗，眼下仍有两桩重罪待审。从现有信息看，劫持事件与“伊斯兰国”的关联并不明显，所谓“政治动机”也不明确，倒是有些寻私仇、泄私愤的味道。绑匪的特征同外界此前定义的“独狼”特征一步步吻合。
所谓“独狼”，即不属于某个恐怖组织的单独行动的恐怖分子。挪威“7·22”爆炸枪击案、法国图卢兹连环枪击案、美国奥罗拉影院枪击案等等，不定时发生的桩桩血案，都表明当今世界面临着这种新式恐怖主义的严峻威胁。尽管作案者只有一个人，但“独狼”们制造的恐怖事件之破坏性不亚于一个集团，另外更有其独特的恶劣影响。媒体这样指出，过去的一天，劫持事件犹如慢刀子割肉，长时间牵动各方神经。更折磨人的是，在劫持发生后直至官方公布劫匪身份的16小时僵持阶段，绑匪身份、动机、人质数目等关键情况一直“隐藏”。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数人都在持续刷新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已获知最新进展。
截至目前，悉尼惨案告一段落，但那些只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紧张画面仍令外界心有余悸。相比较而言，几乎与悉尼劫持案同步发生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西北部蒙哥马利县的“独狼”袭击案件却少有人问津。15日清晨，这里发生致命枪击案，6人已被证实死亡。据信嫌犯是35岁的退役军人布拉德利·威廉·斯通，警察正在对其进行追缉。蒙哥马利县地区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称，6名受害者均为布拉德利·威廉·斯通的家庭成员。据描述，嫌犯为白人男性，身高5英尺10英寸，重约200磅，短发，红色胡子。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警方认为嫌犯可能身穿军装，应当会携带武器，存在危险。
仅仅根据警方的描述可知，这个退伍老兵目前就相当于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造成更多人员死伤。然而，面对这样的案件，不仅国际舆论没有提升到一定高度的热议，就连美国国民本身似乎对此也是习以为常了。一言以蔽之，此次费城枪击案在大众眼中只不过是一名心理有问题的退伍老兵的泄愤之举罢了。而悉尼的绑匪案则同外界闻之色变的恐怖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刚一开始当有消息称有疑似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黑旗出现在事发地点的时候。尽管最终证实这起案件同ISIS无关，大多数人还是绷紧了神经，不少媒体在分析评论中也将相关恐怖主义威胁言辞进一步放大化。
对于费城老兵枪击案，如果要进一步分析的话，毫无疑问，除了老兵的心理问题，很多声音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矛头对准“枪支管控”之类的争议性制度，这样的指责不禁让人想到行凶之后却强调“非我也，兵也”的狡辩之词。《华盛顿邮报》曾刊文指出，重大枪击事件的发生对美国人就控枪问题的立场并不具有突出影响。总体而言，在美国，支持控枪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文章说，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作民调显示，支持立法严格控枪的美国人逐渐减少。去年，甚至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主张枪支法律应该维持现状，或者更宽松一些。
不可否认的是，武器管制不严、枪支泛滥使得“独狼”恐怖主义从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是，这样的表面现象不代表“病灶”就在于此，聚焦枪支管控问题可谓治标不治本。有美国普通民众就曾指出，相关事件与其说反映出持枪问题，还不如说反映出美国人的精神状态。现在很多美国人认为自己没有受到社会公正对待，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帮助，所以他们需要通过暴力获取关注，“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建议全社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人们心理健康的研究中，特别应该资助那些贫困的、没有保险、缺乏关照的人群，他们是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不止美国社会如此，整个“地球村”都应该严肃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在大多数这样的血案发生后，“独狼”都会被指证为精神异常，这似乎掩盖了“社会病”的本质问题。然而，欲盖弥彰。在社会一天天高速物质化的同时，很多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导致很多社会成员心理不适，严重时会导致个别人心理的变态，进而产生一系列恶果，比如犯罪和自杀。很大程度上，屠杀无辜者变成了“独狼”们发泄不满的手段，或者是报复社会的手段。在理想状态下，社会机会结构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较充分的合法手段，因而类似屠杀这样的越轨行为较少发生。但现实机制往往是不成熟的，许多很难通过社会认可的合法途径去实现目标的人就有可能违反规范，或认为没有必要遵守这些规范，尤其是注重物质追求忽视价值坚守的当今世界。
有调查表明，社会不公是导致类似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多次指出，贫弱者为黑为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等等。不过需要正视的是，很多人的贫困，实际上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公，发展机会的不公。这样的贫富差距，极易让贫困者产生被剥夺感，而这种被剥夺感又是敌视或仇恨的心理根源。当有人感到自己的不利处境是因为他人的剥夺造成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这种恶性循环，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逼人为恶。可以说，不是所有人受到不公平对待就会违规犯罪，但是，社会不公肯定会促使人走向社会的反面。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2011年初发生的枪击案就可归结为政治议案不公正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血案频发的背后，是人情冷漠的日益严峻。人们似乎在血案爆发的当时躁动不安、悲痛万分，但很快便将其抛诸脑后，继续往日的事不关己。类似于社会学家齐美尔有关货币哲学的描述，日复一日的货币交换使得人们倾向于数量的计算，抛弃了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与人们直接相关的只是他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最后，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下，许多人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些人变得愤世嫉俗，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一种无形中塑造的冷漠氛围，不是冰窖，胜似冰窖。在这样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中，人们面对泯灭生命的暴行，除了一时凑热闹般的叫嚣外，本质性的相关改变几乎没有。而这，又将进一步促使“独狼”酿造更多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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