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话题”成为西方媒体吸引眼球的重要手段，从而致使中西方媒体之间展开“隔空”舆论争夺战的事例也层出不穷。北京时间12月15日，中共党报在微信公众号上“点名”美国的《纽约时报》是害人害己害世界。文章称：“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取舍之间，便看出倾向。看得多了，便看出这张报纸还带着一副度数挺深的有色眼镜，且常常自感高大上，其实是害了美国，害了世界。”该文的评论认为，对中国报道的总体把握上，戴着有色眼镜；关于中国的问题上，还带着”冷战思维”看待今天的中国。从今年1月底，《纽约时报》一名记者违反中国政府签证规定，被中方要求离开中国。可《纽约时报》之后随即发表文章，称其是因为对华报道而遭受到中方的“惩罚”。10个月之后，在北京中美元首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该报的记者再次借题发挥。此举遭到中方的强烈不满。如今，中共党报再次发声，称其西方媒体“不负责的报道虚假新闻，并且带着偏见看待中国”。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导致中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方式及看待对方上仍然存在着一道“隔阂”。
西媒的“有色眼镜”
中共党报指出其对方在历史上公然编造假新闻，奉行双重标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期间，前《纽约时报》记者丹尼尔•辛普森便强迫在相关报道中务必反塞尔维亚族的立场。此后，他又被要求报道塞尔维亚人与伊拉克政府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交易，但是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此事件直到2003年5月时，《纽约时报》承认当时还属于该报的记者在四年多的记者生涯中编造众多假新闻。而此事件也成为《纽约时报》历史上一大丑闻。除此之外，今年12月11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则有关香港警方在非法“占中”活动地区采取清障行动的报道。报道中将“占中”冠以“民主”的头衔，而且引用一个参加“占中”行动者的话称，“我们现在停止，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我们肯定还会回来的。”文章最后又引用另一个行动者的话称，“通常我会倒老方为我的客户服务，这一次我将自己蹲进牢房。”此文刊载之后，随即被中方媒体批评为“唯恐中国天下不乱，具有煽风点火之嫌”。
对于西方媒体类似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在今年3月确实使中国方面“大为恼火”。今年3月马航370航班失联之后，中国派出搜救队积极参加营救行动。然而，《纽约时报》在4月15日的一则报道上发表题为“中国在搜寻客机行动中被认为伤害与帮助一样多”的文章。这一报道借题发挥，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称“搜救也同样让中国濡染间与地区竞争者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这些竞争者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扩展感到不安，也对中国意欲在更广的地区投射力量感到不安。”此文后被大陆媒体或者民间人士大肆反驳，称其在“人命关天之时，还不忘记挑拨离间。”而此次中共党报撰文对此事件进行了评价，认为是“暴露心里极为阴暗和卑鄙的一面”。由此看到一向标榜客观公正、自诩“视事实为生命”的西方媒体，为何在报道中国时屡屡出现偏差甚至谬误？他们可能会找出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但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两条：一是傲慢，二是偏见。傲慢与偏见让一些西方媒体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从而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有分析人士称，西方媒体的傲慢与偏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国家对过去只能被动挨打的中国如今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有很强的不适感。比如在2006年英国路透社就曾因轻信中国两位记者写在博客上的文字，从而引发了“中国博客门”事件。那时中国“两会”在即，所以“新闻”一经发表就引得全世界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并且文中宣称“中国是在控制和整肃互联网”。但事后经其他媒体核实，其实是两位博主误将三八妇女节当做愚人节，给民众开了一个“国家玩笑”罢了。可是之前路透社并没有向当事人查证是否有此事，所以才闹出了笑话。观察人士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时，一直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见到黑影就怀疑是魔鬼，见到人事变动就猜测是权力斗争，见到民众发声就认为是中共当局对其高压打压。这是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偏好”。
中西意识形态差异的背后
不可否认，今天的西方媒体仍然倾向聚焦或报告中国的消极方面，亦或是夸大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断章取义。有分析认为，中共党报在公众微信号上“点名”美国《纽约时报》，也是因为其新闻的宣传不仅只是带着“偏见”，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扭曲”了新闻事实。分析认为，西方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容易受到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在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情景下，便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有意识地误读他国的形象。国家利益是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因，是国家行动的方向盘。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都要在符合本国国家利益前提下去设定。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一条经典的国际新闻报道原则----在报道新闻时，在符合新闻价值原则的基础之上，还要遵循和恪守另一条原则，即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媒体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的国际新闻报道原则，始终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正如美国媒体有意识地对中国国家形象误读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美国媒体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转变，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改变。1989年之前，美国希望打中国牌，牵制苏联，而之后由于苏联解体，他们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了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他们报道中国国家问题的内在驱动力。再者，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西方媒体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总以民主、自由、人权的道德警察自居，戴着有色眼镜批判中国问题，从而产生误读。
观察人士称，不难理解在“意识形态”的背后，实则还隐藏着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发展与自由，而中国文化倡导集体主义，强调集体的和谐。西方人又往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判断异己文化。那么西方媒体以自己的文化思维方式去报道新闻事件，其报道的态度、立场则与对方截然相反，往往造成误读。早些年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就直接将“屁精”译为“ass kisser or ass demon”，又注解道“derogatory slang for homosexual”（贬低同性恋的俗语）。可见，由于双方文化的语言编码系统不同，对同一事物却有完全不同的表达，这也会导致媒体对他国的信息造成误读。
北京专家认为，中国如今的发展进步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若是一些西方媒体总是抱着“老黄历”和“冷战思维”看待中国，那么势必会重新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拉开。只有西方媒体摘下“有色眼镜”，放下“偏见”；而且，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从经济、政治等等各方面更多与国际接轨，从而让西方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不是片面的“欣赏”。援引一位新闻从业者的话说：“当争夺舆论的硝烟散去，露出其纯真的面目，对于中西方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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