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以中共意识形态“急先锋”著称的《红旗文稿》发威，近乎直接点名，宣判经济学家茅于轼、地产大亨任志强、影视演员孙海英“反党”重罪。继而《环球时报》12月15日连刊5篇社论炮轰当下意识形态乱象，充斥包括西方宪政等“阴阳怪气”声音。这让人轻易想起了不久前《环球时报》年会上的颜色革命论战。2014年12月6日年会上，解放军将领与智库学者纵论“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与会者有声音称，中国正在遭遇颜色革命挑战的凶险，而“最大的危险是否认颜色革命可能”。
香港“占中”提示“颜色革命”并不遥远
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共避开了西单民主墙危机、六四风波，再度在21世纪颜色革命的狂潮中将“茉莉花革命”扼杀在摇篮中。然而，伴随着全球开放环境的形成，中国所遭遇的挑战只会更加剧烈而不会消退。
中共当局正在紧张地架设盾牌和一切可能的防卫设施来阻击颜色革命。但是众声喧哗中，中国具有颜色革命的所有条件了吗？中国距离颜色革命究竟还有多远？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在《西方代理人阶层在中国已形成》一文中分析了当下中国颜色革命为什么可能发生，列举了包括“西方代理人阶层在中国已经形成”等4条原因，称“一旦颜色革命发生而又未能制止于始发阶段，在内外敌对势力勾连管道十分畅通的现实条件下，完全有可能扩大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如是，中国的发展环境将严重破坏，甚至存在中华崛起再次被打断的危险。”
诚然，全文依然沿袭旧有的冷战语言风格，充斥着“（代理人阶层）气焰嚣张”“被洗了脑”“抹黑共产党大行其道”等词语，甚至从文章标题看便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欲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定义为“汉奸”一棍子打死；最重要的是也缺乏必要的理据支撑，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看来，类似美国外部势力的指责都停留在推测基础上。但是，这一判断的确代表了当局对外部势力渗透、煽动颜色革命抱持一贯以来的忧虑。经过中东等地区颜色革命的刺激以及对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现状的对照后，对外部势力更成为他们的心病。去年6月份由军方主导的同样充斥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的反美宣传片《较量无声》曾引起不少争端。它鲜明地列出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的5大阵线，尤其将所谓自由派公知贺卫方、茅于轼等人暗示为传说中的西方代言人阶层。尽管这部影片包含了许多危言耸听的成分，甚至有许多内容掺假，并因此一度被当局删除，但并没有改变中共当局之后反击西方意识形态和外部力量的态度和步伐。实际上，从2013年初包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气势汹汹的意识形态战，到此后浦志强、许志永等维权异见人士被捕，都体现了这一用意。
当然，外部敌对力量的判断可能有“疑邻偷斧”的效应存在，但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如果说苏东剧变背后，美国“和平演变”战略因为时过境迁不足为训的话。那么，近十余年的仅仅以实现政权更替为目的的颜色革命也同样值得其背后的国际背景。2013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事件背后，亲欧盟和亲俄罗斯派的国际背景复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乌克兰危机错在西方》（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一文中称，“西方从莫斯科手里抢夺基辅的终极手段是其价值观宣传，以及在乌克兰等国推动民主进程，通常，西方国家会为当地的亲西方组织和个人提供活动资金。美国国务院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纽兰在2013年12月估计，美国自1991年以来已经在乌克兰投入50亿美元，帮助该国实现‘她应有的未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提供资金。这家非营利性组织在乌克兰资助的公民社会项目数量超过60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盖尔什曼称乌克兰代表着‘最高荣誉’。亚努科维奇2010年2月赢得总统大选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把他当作眼中钉，于是，该组织加大了对反对派、民主运动机构的支持力度。”类似的动作可以发现同样适用于中国。香港“占中”事件背后被挖出来的泛民领袖同样接受由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若干政治献金。而民主基金会对藏独、疆独以及流亡海外的民运力量的资助更是公开的秘密。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证明西方对中国境内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植代理人的直接证据，当然不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但是无论是被判刑的维族教师伊力哈木还是自由派学者都具有明显的海外关系网络，对于中共来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必然存在。
不过，即便是存在外部敌对势力的煽动，那么就可能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吗？颜色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说白了必须里应外合，具有内部的现实基础。外部势力的影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催化剂，但是铁定不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发起者。所以最重要的是追问当下的中国有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土壤。王占阳不赞同一概而论，“这个社会那么黑暗，那么腐败，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因此说，普遍的社会不满才是颜色革命乃至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它不依赖于是否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尽管外部势力的确是改造乃至促发革命热情的一剂兴奋剂。那么，当下的中国是否具备了显示颜色革命的土壤了吗？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今年2月份，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称，近13年间，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有871起，其中，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2010年、2011年群体性事件都在170件左右，2012年则飚升至200件。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当局处理手段粗糙的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以及随时可能被激化的可能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暴风席卷超过50名省部级高官，不仅仅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权贵层的骄奢淫逸生活被曝光，更重要的是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成为遍及社会上下普遍的现象，不断刺激着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当局为什么会紧张？为什么会将维稳视为重中之重迅速扩充实力？其原因便在于，反对权贵、政府掠夺权益，甚至公开与军警对峙、掀翻焚烧警车，一再逼近颜色革命边缘。
从一般意义上说，
社会贫富分化民不聊生、贪腐横行官逼民反，任何时代革命都是具有正当性的，而今天如果追问并且硬要冠以颜色革命的标签，实际上是故意模糊、混淆它的正当性。打铁还需自身硬，借用王占阳的话，“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不妨进一步延伸，不但颜色革命不可怕，任什么革命也不足为虑。
实际上，颜色革命带有相当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因果关系。如果上述的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国民的渗透完成价值观改造，那么一个简单的导火索，的确可能将颜色革命的狼烟引燃。尽管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的“示范”作用并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但类似于突尼斯大学生小贩被殴打致死引发颜色革命，一次偶发事件却同样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告诉人们颜色革命究竟离中国有多远。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及其智库的警觉不仅仅不是危言耸听而且是必要的。重点在于即便洞察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后，中共会如何处理，是努力改变自己，铲除颜色革命发生的温床或者民意基础，还是因噎废食、讳疾忌医地切断一切外部势力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脐带？
这些将毫无疑问地决定是否能够消灭或者说降低颜色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当然，需要承认这两年中共当局正在为化解颜色革命寻找机会，进行深度社会矛盾调整，但更多是“高墙深沟”阻挠所谓外部势力，可能模糊了方向。正如人们所经常挂在闭嘴的话，改革与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赛跑，二者的矛盾才是最根本的堵绝颜色革命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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