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宣言》执笔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踌躇地表示欢迎后者。可见，早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国父们便对报纸象征的言论自由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视，此后的历史更是一再证明----尽管言论自由的困境时有发生，但依然能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
中共意识形态
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的中国，似乎缺乏这份幸运，言论自由的命运一波三折。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言论统一、思想统一到文革期间整个国家宣传机器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言论自由一度彻底沦陷，直至改革开放后，国家的言论环境才日渐正常，虽然距离理想的言论自由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但确实有所进步。可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日渐收紧，从严厉的出版审查到禁止新闻记者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从网络风暴到21世纪报系、《炎黄春秋》遭遇困境，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冷淡反应到《辽宁日报》对于“呲比中国”的大学教师的抨击，从盛行于官场的马屁文化和造神运动到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鼓吹阶级斗争，从一批像浦志强、郭玉闪这样的维权人士被抓到“微博反党”的荒谬说法，使得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正在遭遇1989年以后的最大寒冬。
毋庸赘言，当前种种言论自由空间的收紧现象，不仅有违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生代领导层所极力营造的全面深化改革主题，与“第五个现代化”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更是一种如电影《七宗罪》所言的“两宗罪”：重蹈历史覆辙；与互联网时代和多元社会的自由精神相悖。
作为一个靠意识形态起家、有着长期“宁左勿右”历史的政党，言论是中共非常敏感的领域，事关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容易假想各种敌人，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草木皆兵。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今的言论环境有值得理解之处，毕竟期待一个意识形态政党迅速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根本不合实际，但理解不代表认同现今的言论空间，因为中共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是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第五个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后，言论自由理应更进一步，而不是固步自封，更不应该扭转和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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