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的政治观察家还沉浸在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移送司法的余温之时，中国官方再度向外界发布重磅消息，当天下午8时许，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仅此一句，再无赘言，但是就是这一句通报，标志着从2012年3月18日晚北京保福寺法拉利车祸开始，长达两年的关于令计划传闻终于水落石出，一只两年前被甩到空中的靴子，此刻落地。
令计划的“结党”之罪
令计划，这位曾经的“中南海大管家”，一度集中办主任、政治新星、团派干将、西山会核心这些标签于一身，是胡锦涛时代，隐身在政治大幕之后的“操盘手”。有关他工作勤奋、一心效忠的传闻和“胡家天下令家党”的说法，一直在民间流传。于政治仕途而言，十七大上，51岁的令计划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仕途一片光明。在他之前，大多数的中办主任都进入中央政治局这个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更极端的分析认为，在2012年3月18日之前，如果没有意外，以他的政治资本，令计划不仅会在十八大上跻身政治局，甚至有可能在随后位列常委乃至总书记。但是图谋终归梦碎，从法拉利车祸开始，令计划和他的家族以及政治盟友所组成的“帝国”，最终因为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贪婪而顷刻崩塌。而令计划，也成为继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之后第四位落马的副国级官员。
令计划的幕后罪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这是12月22日令计划事发当天，《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号“学习小组”所发布的“习近平讲话”。这个代表政治风向的媒体，虽然未点名为何突兀的刊发此文，但时间节点已将意图展现。虽然官方通报只是言令计划“违纪”，但真正让令计划身陷囹圄的，是“结党”之罪。这不得不从“西山会”这个神秘的团体说起。令计划在以家族为核心拓展财富版图的同时，也企图以山西籍为纽带打造官商同盟。虽然令计划案水落石出，但是目前关于西山会的信息少之又少，如果传闻属实，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松散的，有组织者的政商联盟。其组织成员都是“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一个大"金主"正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这名目不识丁的山西女商，能量极大，也获得了巨额财富。"根据庭审记录，她与刘志军被查封的资产包括：7.95亿余元人民币，23万余美元、223万余欧元、8525万余港元、15万余加元，冻结股票账户9个，冻结房产37套，冻结伯豪瑞庭酒店100%股份和房产337套，扣押汽车16辆，扣押书画、饰品等物品612件。"
“西山会”成员的联系方式“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不会有特殊的秩序编排，当时令计划贵为“党鞭”，谁都知道，加入了"西山会"，就等于拿到了一张通往锦绣前程的“门票”。正是通过令计划，刘铁男的妻子郭静华为刘铁男获得加入“西山会”的入场券。刘铁男1954年10月出生于北京，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仅有籍贯是山西祁县，只因是位高权重的发改委高官，仕途看涨，又有令计划引荐，得以入会。据称，包括刘铁男在内，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高官都是“西山会”成员。
中国是人情社会，同乡、同僚之谊甚为重视。政坛之上，经常会有同乡会或者一些老将军、老干部联谊活动，正如罗所言，“通常是媒体人或公关公司牵头，找几名退下来的或已经边缘的老领导聚聚，借以协会之名，再找企业出钱赞助，大家各得其所”。不过，像西山会这样的组织却全然不同，对组织者而言既有现实的信息价值，还有未来的人脉价值。同乡扶持本是人情之事，但是同乡异化为同党，任人不再唯贤，这是对于中共“五湖四海”组织原则的挑战和考验。
“西山会”恰是如此，因为令计划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权力晋级”，彼此扶持、提携。罗昌平在《打铁记》一文中的这些描述，无疑让公众将“西山会”与《达芬奇密码》中“郇山隐修会”一类的组织划上等号。隐身幕后，却似乎具有操纵政局之能。“结党营私”，此罪恰恰是中共最为忌讳之处，也是直接促使令计划未能在统战部长之位上平安落地的关键“幕后罪”。中共警惕朋党乱政
翻看中国历史，唐朝牛李党争，宋朝王安石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明东林党争，都间接导致了这些王朝的覆灭。即使对于一再注意中央集权的中共，从成立之初，党争之事也不不为少，只不过被称作“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恶劣，中共势力在全国只能形成若干互不相连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常常同中央联络困难，需独立操作，各自为战，在中共阵营中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的温床。以致中共中央多次将反“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作为党内整肃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军时期的所谓“中央红军”派、“地方红军”派，以及未进行长征的刘志丹的“陕甘宁”派。在抗日战争年代，不同的根据地也在中共干部中形成不同系统。如华北根据地的“太行派”（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山根据地）、坚持江南抗战的新四军派、东北抗日联军派等。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依据野战方面军的组成，“某野”系统的干部也在地方和军队中形成一定派系。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清楚，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但近百年之后，中国官场，朋党之类，仍不在少数。尤其如令计划的“西山会”，借同乡之名，行结党之事。山头之内互相扶持，互相提拔，这恰恰是犯了最高执政者的忌讳，更是对于中共用人“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组织原则最赤裸裸的挑衅。
若论“朋党”，就不得不提及在12月6日刚刚被移送司法的周永康。在对周永康的党内调查结果报告中，中共为其定下以贪腐为首的五项重罪，周永康的罪名总结为“贪腐、滥权、犯上”。因为对于中共来说，政治高层内部的很多秘闻显然不能够对媒体和国内民众明言，真正让“政法王”不见容于党内高层，关键时刻无一人为其出头，是周永康一项“幕后罪”----不能说透，但在所有中共元老和现任高层眼中无法容忍。
乾隆四十五年发布诏书，称：“鳌拜当日自恃政柄在握，辄敢擅权骫法，邀结党羽，残害大臣，罪迹多端，难以枚举。”这些罪名，今天放到周永康身上也恰如其分，因为这正是周永康的一项“幕后重罪”。与此前的一些纯经济犯罪的贪官不同，周案所呈现出的“窝案”、“集团”、“结党”性质让此案有别于此前的贪腐案件，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有了不一样的意味。仅以“石油帮”为例，以周氏为首的一大批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过去十年的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周永康一案中，蒋洁敏、冀文林等人的案情虽未披露，但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世人的想象。薄熙来案虽然重大，但也仅仅是个案。而周永康案中，周以“家奴”、“心腹”待李春城、李东生、蒋洁敏，政法系统为其“棍棒”，石油系统为其“钱袋”，更有四川等大省如“据点”，政出一门，这些人也“只知政法王，不问党中央”，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容忍之事。
以“石油帮”作比，西山会今日虽未成气候，但是如果真如罗昌平所言，西山会出现在十八大之前，作为“党鞭”的一名主要成员召集了三次拉票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情况的话，那就表明“西山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同乡会，而是彻彻底底的有政治企图的“山头”。更让中共忌惮的是，令计划的“西山会”与周永康的“石油帮”、“四川帮”、“政法系”有了合流迹象。这种“合流”，轻则互为依附，大肆贪腐，重则把持朝政，篡党夺权，可以说周永康和令计划的命运，在他有了“结党”之念后，就已注定。
于公而论，“西山会”、“石油帮”这种所谓地方派系，山头宗派彻底解散，是保证中共组织人事能够有充足的新鲜血液流入、更新换代的前提，也是确保中国政治能够真正告别封建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重要基础。
于私二轮，周永康、令计划的落马作为中共近三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正式通报上，国家通讯社惜墨如金，内幕却是惊天动地。两个用尽一生谋计、意图“出人头地”的人，皓首一生换来的是亲朋不在，爱人不相见，末了无非是一个孤家寡人，身陷囹圄。一个“立案调查”，就将他们的一生盖棺定论，惊醒动魄的人生拐点，被面无表情的人生简历所掩盖。看是命运无情，却是天道轮回，周、令之辈一己之私而夺天下之公之时早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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