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民主已死？》（Is Democracy Dead？）文章里面写道：“民主体制光给民众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我们不应坐视选民在独裁和民粹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布莱尔此言，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因为过去一年民主制度出现失灵，“美国国会、英国联合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遭遇了困境，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
香港占中
回首过去的几年，民主制度的危机屡有发生。不管是“阿拉伯之春”前后的中东政治危局，还是乌克兰危机，乃至台湾太阳花运动，都使得一些人开始怀疑民主制度，联想到民主运行长期不稳定的拉丁美洲以及社会不平等、腐败严重的印度。
这个时候，怀疑民主的人肯定会听到一种声音：乌克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还很短，不过区区二十多年，难免会出现问题。粗一听，貌似有些道理，可是仔细一想，就会发现这仍然不能成为反驳的有力理由。如果说乌克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很短，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可是民主化进程达一两百年之久的美国和西欧同样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
曾宣告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终结的福山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中尖锐地指出美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的衰败，其中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部门影响力过大，行政部门受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持续增加，扭曲了民主进程，侵蚀了政府的有效运作能力；联邦政府管理结构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
二十世纪的人类世界有两大思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很多人相信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破产，认为资本主义将会全面取代社会主义。
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大师、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依然还存在一个十分棘手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积累与民主政治所释放出来的大众压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积累要求政府低税收、低干涉、低福利，而民主政治的本质则决定着政府必须推进平等，必须为更大范围的民众谋取福利。因此，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福利超载的问题，其中尤以曾经的北欧瑞典为典型。
当西方国家的发展遭遇瓶颈之际，社会主义中国正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脱胎于苏俄社会主义模式，后来加入一些中国专制传统，再历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已经变成一个兼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威权体制国家。凭借低人权优势，中国大陆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为代价，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被某些欧洲国家奉为救世主。面对中国大陆的种种变化，不少人开始怀疑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便曾预言，未来自由民主社会将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自由民主有朝奴役的民主或专制制度蜕变的可能。既然不管民主化进程有多久，都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是不是在反映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呢？更进一步说，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是不是就是错的选择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历史的终结”之说又来自哪里呢？
自由民主制度是当今唯一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制度
1989年，伴随着东欧剧变，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起全球范围的热烈争论，有喝彩的掌声，更有批评的口吻。三年之后，福山出版专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系统阐述自由民主制度必将成为人类历史终结的制度，该解释成为后冷战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尝试。
其实，关于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由来已久。十九世纪极其重要的一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便直言不讳地强调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有奴役的民主和自由的民主，而自由的民主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社会形态。
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是共和革命的践行者。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便有一个信条始终在支撑着他----民主共和是“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与此同时，据亨廷顿（福山的导师）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的统计分析，人类迄今为止共经历三波民主化浪潮，分别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民主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有超过五十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以及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每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不久，都会有一些国家出现回潮，民主面临倒退。可是，相比于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波民主化后回潮国家的比例小些，第三波更是如此。更有意思的是，民主转型的手段越来越温和，由暴力革命手段到军事政变，再到和平演变，出现各种流血很少甚至不能称其为革命的革命，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好事！
可以看出，关于自由民主制度必将成为世界大势的声音很多，甚至已经在自觉不自觉之中带有普世的色彩。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个大胆而不乏霸气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影响力非常大，造成全球性轰动，其关键原因在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着苏俄共产主义模式的失败，自由民主制度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制度。
“历史的终结”之说的源流
将自由民主制度认为是“历史的终结”之说，其来源不是福山。从源流上说，西方基督教中便有关于“历史终结”的观念。若从学理讲，则始于康德。1784年，康德在《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人类整体历史的观念》的论文中指出，人类历史可能存在终结点，而这个终结点很有可能是共和政府。
黑格尔和马克思则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康德的历史终结点。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人“为被承认而斗争”这一内在驱力。一旦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自由原则得到实现，人类历史便到达了终结点。在黑格尔看来，实现这些原则的途径正是建立现代自由政府。因此黑格尔将历史终结的具体日期定于1806年拿破仑军队大败普鲁士军队的“耶拿之战”，因为这一战说明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已经牢固地建立起体现着自由平等原则的现代自由政府，而之后的历史只不过是自由平等原则和现代自由政府向其它空间的延伸。
马克思的历史终结点是众所熟知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具体实现路径便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计划经济。苏俄的社会主义以及随后的中国大陆、内蒙古、古巴、朝鲜、东欧、越南无不是这种模式的现实模本。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社会主义不仅没能实现人们心中所期盼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还给各自国家带来巨大的历史性灾难。
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愿望，如同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一样，反映一个正义、平等的美好社会。人类不能没有理想，因为没有理想的人类注定会萎靡不振，社会将无发展的任何可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理想是否可以实现，而是通往理想的道路是否健康，是否具有可行性。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实现，而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陷入歧途，本希望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造成一个人间炼狱。
然而，这种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社会主义除了这一条途径之外，还有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运行得相当成功。而且，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其晚年已经修正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倾向于后来被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主张通过渐进的、和平的议会选举手段来建成社会主义。恩格斯逝世之后，其弟子兼遗嘱执行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发扬光大，并影响后来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
值得玩味的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马克思初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理想图景，其实与马克思早年所批判的西方自由民主非常的接近。二者的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社会离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最接近，最负责任的回答是自由民主社会。共产主义以及其实现途径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追求的是人人平等、物质繁荣、正义，刚好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宗旨不谋而合。正是因为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别，才使得二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大范围推行许多过去看来只应属于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才使得工人政党有上台执政的机会。
因此，不管是康德的共和政府，还是黑格尔的现代自由政府，或者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即践行平等、正义的原则。如果说实现这些原则的社会便是历史的终结点，那么，自由民主制度便是目前所能想象到的距离历史的终结点最近的制度结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完美无瑕的，但却最有利于一切趋于完美。
这样说来，人类历史或许真的存在一个终结点。只是此处的终结，不是指人类趋于灭亡，也不是指人类再无发展的可能，而是人类会在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定型，即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除此之外，人类肯定还会有别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但这种发展和变化的程度不触及根本意识形态和制度，只是对根本制度的修正和补充。
为自由民主辩护：合适便是最好
既然说自由民主制度是目前距离人类历史终结点最近的制度，那为什么还有乌克兰事件？为什么台湾还会爆发学运？为什么像美国这样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呢？
答案很简单，自由民主制度本身不是完美的制度，只不过是目前人类所能想象的相对最好的制度。既然这种制度不是完美的制度，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运行时间有一两百年之久，居然都有各种问题和漏洞，更何况那些民主化进程区区二十多年的国家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功用不是解决各种问题，而是为不同声音提供平等表达的平台，为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提供平等博弈的途径，而是尽可能让每一个人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而是给每个人每件事情趋于完美的可能。与其说自由民主制度是完美无瑕的，不如说它提供最好的现世条件去一步步接近完美无瑕。与其说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成为全球性趋势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不如说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最大的道义支撑。
自由民主制度建立后，不代表从此一劳永逸，依然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和严峻挑战，尤其是对于一个转型为自由民主制度不久的国家，更是如此。有问题很正常，并不能就此否定自由民主制度，因为正是有了自由民主制度，问题才会大白于天下和公开解决。民主运行的道路会有许多磕磕碰碰，但是有的时候民主的魅力正是在于以较好的方式应对磕磕碰碰。给自由民主制度一点时间，用心呵护制度的一步步完善，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得到无数倍的回报。
可能会有人问，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个关于福山的误解。福山很委屈，因为全世界流传一个关于他的误解，而且这个误解还愈演愈烈，以至于招来许多指责。这个误解是什么泥？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的第二版特意指出这个天大的谬误----福山是在主张美国式历史的终结。事实上，福山从未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便是最好的，更未认为这种制度代表着历史的终结。
无论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是西欧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各有各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否认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历史终结点的论断，而是告诉人们自由民主制度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今天所认为是成熟的制度不代表以后也是成熟的，今天认为是对的也不代表以后是对的。所谓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暂时所能想象的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绝不是没有再完善的必要。
西方现在的自由民主制度绝非完美的，仍然有很多亟需修正的空间。那些自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便是一统世界的典范，无疑是狂妄的自负，抑或深深的偏见。我们虽然需要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例来批判专制制度，但是这种批判绝不代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便是完美无瑕的。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严厉批判漏洞百出的专制制度，也要对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保持批判精神，警醒自由民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唯有这样，我们才会以更少的代价通往自由民主社会。话又说回来，纵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存在很大问题，但它们仍然是现今世界的典范，那些无限放大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动辄大肆攻击自由民主制度的极左政客和御用理论家，除了在马列的故纸堆里打滚外，一无是处。
自由民主制度有美国式、西欧式、日本式，其实是在告诉人们自由民主制度绝非一种模式，各国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只要有助于践行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博爱这些最为基本的普适性理想，不管制度如何设计，都是可以的，甚至叫不叫自由民主制度都无所谓。当然，这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一项制度要实现这些理想，必须还要践行分权制衡、效率、精英治理与民主监督相结合、法治等等基本原则。之所以这样假设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核心，因为人们容易因为一些技术性的手段问题而忽略更为重要的理想。所以说，只要有助于实现这些理想，每个国家都可以选择各自的自由民主之路，不必千遍一律，不必生搬硬套，合适便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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